本土化既是民主化的動力，也可能反過來吞噬了民主。
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本土化確實是主要的基底力量。1949年來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是所謂的「外來政權」──意思是那是一個移入的、強制在台灣社會上的一個國家機器，一套統治體制，尤其是由於禁止人民政治參與，因此缺乏民主正當性。
除了外來和威權性質，這套統治體制內在是省籍分配的高度不平等：1949年前後從大陸來台的「外省人」雖然只佔台灣總體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但黨、政、軍制度中的高層卻都是由外省人所佔據。所謂的的民意機構如立法院和國民黨大會，其代表都是1947年在大陸選出、來台灣後沒有進行改選，因此毫無民意代表性，也讓「本省人」有嚴重的被剝奪感。政治之外，主流文化建制是獨尊外省人代表的「國語文化」，閩南語則在大眾傳媒中不僅被壓抑，且被歧視為比較低下和鄙俗的。國民黨推動的整套「大中國主義」更切斷人民對台灣本地的歷史、地理與文化的認識，而逼迫人們將目光投向中國大陸。因此，後來有論者甚至認為這是一套內部殖民關係。
1970年代初接班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看到這個省籍矛盾，一方面開始推動人才的「本土化」，拔擢台籍菁英，另方面推動立法院在1972年進行首次增額立委定期選舉，以強化立法院的民意正當性。然而這些改革步伐都太小。因此，七零年代肇始的反對運動在爭取各種公民權利之外，另一個主要的訴求就是改變省籍的不平等。而他們的主要政治改革訴求之一「國會改選」，可以說既蘊含了民主化的意義也代表了本土化，因為這是要求民意機構應該是由本地公民選出。
由「公民民族主義」到「族群民族主義」
更大的本土化/民主化訴求是不僅要求國會，而是要求整個台灣的命運應該是由台灣住民來決定。事實上，在反對運動的主流訴求中，台灣獨立的訴求是要到1987年解嚴後才提出，早期反對運動的主張是「住民自決」：這個島嶼未來的的應該由島嶼上的人民決定，不是由對岸政權，也不是由一個不民主的執政黨決定。
這些民族主義色彩的論述、認同政治的修辭，可能比普世價值的民主、人權等，更有感召力，也因此，社會科學研究指出，八零年代末民進黨的社會基礎，確實有省籍基礎，亦即絕大部分是所謂本省人。但在九零年代之前，這些本土化訴求，無論是強調族群平等，或是住民自決，都是有進步性的，而非一種排他性的族群主義。主流的反對運動追求的是「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而不是「族群民族主義」──雖然在本土運動中仍然有這樣的邊緣聲音出現，而外省族群在九零年代也確實有這種對於本土化的恐懼與焦慮，尤其是在政客和媒體名嘴的操弄之下。
民族主義是一種巨大的誘惑，掌權者一方面可能以特定族群認同來進行容易的政治動員，另方面則可能以認同政治來壓制民主，以團結或「人民」之名打壓異議。在台灣，這個問題並非太嚴重（雖然許多論者認為很嚴重），因為以認同政治崛起的民進黨在九零年代中期以後為了擴大選票基礎，其主流聲音一直是要走中間路線。最嚴重的魔鬼時刻在2006年陳水扁第二任期，因為貪腐危機，所以強烈動員族群情感來取代反省、打壓黨內異議，以致於有一批學者和NGO人士發表「七一五宣言」，強調「以民主豐富台灣認同」，並要求陳水扁下台。
成也「本土」，敗也「本土」
台灣經驗對香港有什麼啟示呢？當然兩者有太多歷史情境與條件都不同，很難相比。但是主要的邏輯卻相似：本土化的動力可能有助於民主化，但本土化邏輯也可能吞噬了民主邏輯。在過去十年，「本土」概念出現在公共領域，且不同於七十年代的本土身分認同，從06，07年開始談的「本土」是強調對抗資本邏輯與政府權力，民間的草根參與，是對「香港自身歷史及政經構成的自我批判」（葉蔭聰語），因此和03年七一後浮現的公民社會相互呼應，構成了香港的新民主運動。可以說，過去十年的民主化和本土化是交織的。
但是在這兩三年中港矛盾激烈化的背景下，「本土」開始成為一種對抗他者（中國）的認同政治，一種排外的族群主義，其結果可能是轉化成仇恨政治，或者空洞的民粹主義，而侵蝕公民社會所應有的公共理性與反思性。而這不僅是香港本土運動的危機，也是民主運動的危機。
因此，我們必須重構民主與本土的關係，以民主來豐富本土認同，並讓本土成為對社區、參與、多元的重視以深化民主，而不是讓本土認同來騎劫民主。
作者為台灣評論人，號外雜誌總編輯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3年7月8日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