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前的七月一日，香港爆發了重大的抗爭運動。超過五十萬人在烈日下走上街頭抗議，導致民望低企的特首董建華下台，23條立法擱置。十年之後的今日，特首梁振英的民望也在谷底徘徊，社會上也存在極為躁動不安的氣氛，香港仿佛再次面臨一個鉅變的前夕。
可是，歷史畢竟不是簡單的重複自身。當今香港雖然危險四伏，很多人對政治現狀非常不滿，但是，香港社會再難像十年前一樣，萬眾一心，把矛頭都指向政府。相反地，各種民間的反對力量矛盾重重，意識形態競爭激烈，公民社會也陷於分崩離析的狀態。
十年之前，「七一大遊行」的出現，有如石破天驚，媒體大幅報導和讚頌，成為香港人一份不可磨滅的集體回憶。當時樂觀的情緒，紛紛歌頌香港人創造了典範性的「文明奇蹟」，展現了香港社會自由、多元的公民生活面貌，也有不少文明誇躍香港人示威遊行守秩序、有禮，充滿和平及理性。更有一些論調認為，一年一度舉辦的七一遊行，已經成為香港特有的一種文化奇觀，每年可以招來各地人民前來參加香港的「民主朝聖之旅」。
十年以來，雖然「七一大遊行」成了香港人集體政治表態的常規，人們也可以從每年的「七一」遊行中閱讀香港政治氣氛的轉變，但是，「七一」對香港民主政治的推進，似乎只局限在象徵的層次。「七一」主要成為一種浪漫化的香港式民主生活的象徵，媒體上亦充滿對「七一」能夠體現香港人主體性的表述。可是，正是這種種關於「七一」的浪漫想像，把街頭政治、嘉年華會等想像，取代了人們對公民社會內部動態和權力關係變遷的應有關注。
零三年爆發了「七一大遊行」，來得突然。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對新現象都沒理論準備，遑論解釋。零三、零四等幾年，關於「七一」的爭論，都環繞著「七一」究竟是中產覺醒還是基層怨氣爆發而展開。但更為廣泛流行的說法，是將「七一」視為一種全新社會運動方式，由許多自發、機動的小群體推動，透過「網絡動員」，無需中央化的組織。這種想像將公民社會想像成純然自發，毋須刻意做推動和組織工作，而且永遠被想像為站在進步價值的一邊。
筆者認為，「七一」雖然的確是 一起具有歷史轉捩性的事件，香港人藉此突破九七後沉悶的政治困局，而回歸後維持了十多年的大遊行，亦有很多積極的意義。但是事實上，關於七一的「嘉年華會」想像，卻又遮閉了香港人在發展成熟的公民政治文化方面的各種問題。因為，當每個人都把「七一」當成香港民主運動的指標，人們往往就以為七一大遊行當中的眾聲喧嘩狀態，就是公民社會各人可以「自由表達」，意見得以溝通的「公共空間」。
這種被「奇觀化」了的公民社會，實質上是將公民社會化約為「群眾」。在這種「群眾奇觀」(spectacle of the mass)底下，公民社會不再被認真看待為一個內含高度異質性，人們的價值、利益、信念等潛存鉅大張力和內在矛盾的地方。也就是說，雖然人們歌頌七一遊行當中的多元性，但其實這種被欣賞的多元性，並非真正的多元主義，也非成熟「公民政治」當中需要的多元力量互動。
如果用發展公民民主政治的角度去檢視，參與七一的組織者和普通參加者，除了無拘束地表達情緒，用口號去宣傳政治主張之外，都沒有在實踐中體驗民主生活，養成更深刻的公民民主實踐經驗，學會用民主方式去處理藏在公民社會內部的政見、價值和策略的衝突。
不過，更加重要的是，由於公民社會不再被認真視為一個「戰場」， 社運參與者亦不能透過諸如葛蘭西的(Gramscian)視野，區分出「陣地之戰」和「運動之戰」，去了解及分析公民社會在民主運動整體戰略中的位置。而相應地，政黨也自視為與公民社會發展無涉，既無對應公民社會發展的政策、方針，也日益沉迷在選票和爭奪議席的遊戲，完全和公民社會疏離脫節，陷於被動和使香港民主運動領導權真空的狀態。
事實上，七一十年來的一個大失敗，就是在七一的遊行活動被例行公事化和事務化。在每次的籌備、組織過程的中，雖然凝聚了眾多活躍的公民團體，但七一活動並沒有孕育足夠力量，搭建出一個讓不同取向、意識形態和關注議題的團體，共同反思公民運動，開展有效政治爭辯的平台。 公民民主文化停留在抗議行動的表層，但建制的力量卻有步驟、有資源地向進步公民團體所遺留的地帶，逐步擴大影響，收編、吸納和轉化社區組織、教會和學校這些公民社會空間，透過慢慢蠶蝕，以建立「愛國愛港」的建制力量。
七一大遊行令人以為可以街頭作陣地，卻實質上默許民主進步力量退出公民社會，這是筆者十周年「七一」反思中想指出的缺陷所在。
作者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文章刪減版原載於《信報》－時事評論－2013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