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了六月九日在香港大學舉行的「和平佔中」第一次商討日的朋友，對商討日及商討程序提出了不少意見，都是希望能把商討日和商討程序攪得更好，使民主商討的文化可以深入香港社會。這些意見可以總結為幾點。
一、不少意見都認為能有十多人的小組的商討程序是非常重要，能大大提升參與者的參與程度，但卻嫌時間不足，尤其是小組內有持不同意見的人，一個半小時是不足以讓各人對議題提出深刻的看法，更不遑論要尋求共識了。
我們知道時間是嫌不足的，只是因今次是第一次攪類近的商討會議，我們在事前不太肯定參與者會怎樣看商討程序，故只定了半天時間。有了今次的經驗，在下一輪的商討日，我們可以因應情況把時間加長，令參與者有更多時間去明白其他人的想法，反思自己的觀點，從而增加得到共識的機會。
二、有很多參與者都覺得今次商討日的商討似乎太空泛，只是叫各個小組去討論要以公民抗命的行動佔領中環去爭取在香港落實真普選所需要關注的議題是甚麼，但卻沒有觸及一些更具體的題目。有些參與者認為最後得出的議題不夠深度，結論有一點是「亞媽係女人」，覺得好像是浪費了寳貴的商討時間和機會。
我的回應是第一次商討日的目的是設定議程，故討論的方向是較開放的，好讓所有參與者能自由地為整個運動設定具體的方向。或許結論有點是「亞媽係女人」，但關鍵是這些結論是由所有參與者共同得出來，而非由上而下地由一些領導的人去告訴大家要怎樣做。結論雖是一樣，但是出於參與者自己的只， 意義就很不同了。且我們可以把商討日不只是看為單一的一次會議，在第一次商討日後還會有第二及第三次商討是，在設定了議程後，還要商討解決方法及最終定出普選特首的方案。在之後的商討日，商討的內容應會更加具體的了。
三、有意見認為由各小組共同定出代表那小組的兩個議題這種商討方法是會傾向把意見「中庸」化，會把一些尖銳的意見邊沿化了。商討的確會有可能產生這種後果，但我們要明白商討雖希望盡能力去尋索共識，但也不是在每一情況下商討都是可以達成共識的。更準確說，商討是未必可以達成共識的。因此，在商討之後，若沒有共識，那還是要用方法去作出某種決定，而那無可避免就要用少數服從多數的議決方式， 那麼少數意見就有可能不被採納為最終的意見。
但商討至少能讓決策程序的民主質素有所提升。一方面，所有參與者都有對等的機會去表達自己的觀點去影響其他人的想法，而所有人應都會是在掌握更多資料和不同意見下才作出決定。另一方面，整個程序都是公開的，故少數意見仍可以讓其他人聽得見，而不會被抺掉的。在未來的商討日，少數意見必仍會存在，但希望透過設計更好的商討程序，能讓達成共識的機會增加， 也確保少數意見是可以讓所有人清楚聽見的。
四、也有意見認為隨機分配參與者到小組是存在問題的。這樣做雖能讓不同觀點帶進小組，但有一些參與者未必習慣與自己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同場商討，尤其是來自基層的朋友。且商討程序本身對參與者是有要求的，既要他們事先閱讀平衡資料，又要在眾多陌生人面前在緊迫的時間下用說話去表達自己的想法，這對某些人來說是困難的，造成不公的情況。
我相信商討即使有著上述的問題，從本質上還是比其他決策程序更符合民主精神的。因此，我們要想的是如何設計商討程序令上述不公的問題減少。我們或許可以安排一些商討會議讓相近背景的朋友先進行第一輪商討，讓他們先習慣了商討程序及有關的商討內容，使他們更清楚自己的觀點和掌握如何把自己的觀點用其他人都能明白的方式表達出來， 在下一輪的商討會議中就可讓不同背景的人同處一小組內。這是以後的商討日會考慮的安排。
五、對於商討促進員的角色，大部份參與者都認為他們對商討的質素有關鍵性作用的。他們不只是一個計時員確保所有人的發言時間相等，而是要引導參與者對議題提出看法，並透過確認各人的觀點中的共通之處去嘗試促成共識。因香港過去在這方面的培訓並不太多，故促進員的表現是有參差的。我們希望開展這方面的培訓，為以後的商討日以至為整個香港去建立起一個商討促進員的人材庫。
六、亦有意見認為在大學這種地方攪商討日對很多人來說是距離太遠。這不單是說交通上的距離，更是說可能令人產生一種知識門檻上的距離。對於這點，我也深有所感，只是我們攪第一次商討日時是沒有任何經驗，故希望把環境因素的影響減至最低。因大學在場地安排各方面都比較容易處理，故第一次商討日就定在大學舉行。在以後的商討日，我們會把商討日帶到社區去，把民主商討與普羅市民之間的距離拉近，令民主商討可以做到百花齊放、遍地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