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Leonard:建立基進實務工作的範型(1975)
按:本文由陳美玲譯自Towards a “Paradigm for Radical Practice”in Roy Bailey and Mike Brake主編之Radical Social Work. London: Edward Arnold,1975。我們是從台灣出版的《基變社會工作》(林萬億、古允文編,台灣五南、1992)一書錄入的。考慮到本地習慣,我們把「基變」一詞都改為基進。
一、導論
就某些部分而言,整部社會工作教育與實務工作的歷史就是一部巨大的意識型態的扭曲史。當我們檢視社會工作的哲學與價值時,不難發現其中相當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工作對資產階級價值,以及資本主義模式的社會福利的承諾,而大多數的社會工作者本身對此卻並未覺察到。社會工作的概念化基本上是社會的產物,並且反映出社會福利制度發展過程中特殊的社會經濟基礎。同時,這些制度透過其意識型態基礎與政治目的而成功地將其壓迫功能隱藏起來,不僅是社會福利的受益者毫不知情,即便是社會工作實務工作者亦被隱瞞。因此,包括對於案主自決與個人尊嚴的建立等等標榜人道主義者的社會工作價值,一方面由於社會工作依照傳統途徑所訂立的目標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窒礙難行而成為騙局;另一方面他吸引了那些對此價值有強烈認同感的社會工作者卻又造成他們的迷惑與混淆(Pearson, 1973)。雖然我們無需將這個意識型態遭到扭曲與迷惑的現象視為陰謀,但是卻必須正視其為處在資本主義之下的社會工作體系產生深刻矛盾的結果。這種矛盾是在同樣的過程中既要增進卻又否定人類的福利。
由於主流意識的力量影響社會工作與實務運作如此之深,因此發展出對立的基進觀點的社會工作是十分重要的。雖然目前現有對於社會工作的批評也很重要,但是那並不夠。如果社會工作者要具備基進的可能,則基進實務工作(radical practice)的目標與方法所形成之系統架構是十分重要的。這樣的架構必須將「對現行社會工作活動的描繪」與「探索社會工作者在基進的範型內應從事什麼活動的處方」兩者區分清楚。描繪與處方之間未詳加區分的傳統社會工作出現混淆的主要來源。
許多基進的社會工作者(radical social worker),尤其是從事社區行動的工作者,他們少有興趣於理論並且深深的懷疑理論化的神祕與分歧的效果,尤其是當一個活動的理論化只能降低到咬文嚼字的層次,而基進的辭藻只不過是伴隨著鎮壓的進行而已,則理論系統自然更受懷疑。然而,如果主要的與有影響力的社會工作理論成為具有戰鬥性的,同時基進的行動也不想被視為沒有大腦的行動主義,則理論與實務工作就必須依據列寧的命題並駕齊驅,亦即「沒有革命性的理論就沒有革命性的行動」(Without a revolutionary theory there can be no revolutionary movement)(Lenin, 1963)。我們的目標必須是發展出一套基進的實踐(praxis),使理論與實踐經由反映到真實世界而扣緊在一起,並透過行動去改變這個世界。唯有努力去克服理論與實踐之間一貫的二分法,我們才有希望發展出基進的社會工作(Gouldner, 1974)。
本文嘗試從三個要素來描繪基進社會工作範型的部分外貌:首先介紹基進的社會系統理論(radical social-system theory);其次介紹一套處理個人、家庭、團體、社區、殘補制度與組織的統合途徑;最後介紹的是批判意識發展的途徑。
二、社會系統理論
系統理論的發展起於近年來的西方社會(見Bertalanffy, 1971),與帕深思的作品(T. Parsons, 1951),以及帕深思的後繼學者,尤其是那些對於社會工作思想有實質影響的美國學者。這個系統理論以及依此衍生之社會工作概念一般可以在保守共識取向的意識型態中發現。此理論十分強調社會系統內各變項間的互賴關係,對於社會制度的分析或是斷言所有變項均是非決定性的,亦即變數間的重要性對等,抑或指出價值要素是最顯著的。這兩者的意圖都是要避免過度強調經濟變項,而強調依賴價值共識是系統特殊面向的原理。換言之,即強調規範要素而非物質要素在社會結構中的重要性。勾德諾(H. Gouldner)提供透徹的分析指出帕深思是一名系統分析家,從他的理論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他是為了反對馬克思主義以及保護北美洲資本主義所作出的特殊反應( Gouldner, 1971)。
由於近年來系統理論與保護並維持既有系統者緊密的結合,遂使基進的社會工作者忽視它的可用性。然而,若能挽救系統理論使其不為既有製度作辯護,並且運用以了解並改變既有製度,必定會有更大的益處。毫無疑問的,基進社會工作正需要一個全面的架構以扣緊個人、團體與大環境等的變數,而修正後的系統理論正好有這樣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起初將社會結構名之為系統未必是判定係統理論的方法,例如,勾德諾認為「很明顯地馬克思(Karl Marx)的確曾將社會視為社會系統,且其要素之間是相互影響的」。畢竟馬克思的確引用了「資本主義系統」這個概念(Gouldner, 1971 : 230)。
本文的背景包含一個概觀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系統觀點,亦即:承認社會系統間的相互連結,並判定由政治與社會系統所形成之「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與經濟生產的「下層結構」 (infrastructure)之間交互作用的意識型態等變項間的辯證關係。雖然這是一個相互影響的交互作用,事實上著重的是經濟的下層結構。因此,在所有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為基礎的社會系統分析中,我們預期能夠發現經濟變數對於系統有絕對的影響力。鑒於許多較傳統的系統模型常質問:在所有變項看起來都是相互影響的情況下,何者才是真正的決定變項?因此基進的系統模型試圖對因果關係作正確定義,同時為社會工作者提供較好的行動準則。
現有的系統理論界定不同種類的社會系統內有不同的權力與利益分配,包括家庭、社區、組織與社會,結果導致整個系統與其部分之間的分化。在此我們不採取社會制度的生活受到共識的規範所管理這樣的假設,而改為假設大部分社會系統中權力與利益的分化將導致不同形式的衝突。換言之,系統經常都處在由系統內要素努力維持「功能的自主性」,以及系統內較有權力的「管理要素」不斷嘗試控制、逼迫、並努力維持其地位合法化所引發的持續緊張狀態之下。
三、社會工作的片斷途徑
英國的社會工作發展基本上是屬於社會福利與教育制度下的一環,而英國的社會福利與教育制度本身則是為了改善資本主義生產所帶來的惡果,並確保市場中源源不斷並有效供給訓練有素的勞力來源所發展出來的實質措施。社會工作的角色則是針對那些處於競爭社會下的經濟結構,以及物質的、生理的、情緒的壓力所製造的個別受害者加以界定、反應並控制之。如果我們要避免將社會工作的發展作過分簡單的描述,就必須將社會工作的其他相反的,甚至衝突的目的加以關照。雖然社會工作的理論十分依賴心理分析模型而造成一些曖昧不明的情形,因為這個心理分析模型本身潛在的對於個人發展同時具有壓迫與解放的看法(Laing, 1967)。個人的需求與問題(有時候對需求與問題的界定也許是獨斷而強制的)若放在社會工作的時候狀況下來看,社會工作是為了增加個人克服家庭內部心靈(intra-psychic)與其他社會決定因素造成的傷害所作的建立。簡而言之,社會工作者只不過是統治階級執行其社會控制時的自願親信而已。它高估了資本主義國家在詳細規劃某項職業行為時的理性與單一性本質。社會工作的要素中總是相當程度地示範了資產階級價值,尤其是暴露在階級地位中所呈現的矛盾情結。而這個矛盾情結也正是激發基進社會工作發展的來源。
傳統社會工作的矛盾與曖昧未被抗拒,其實是受到資本主義意識型態整體影響的結果,而導致一從高度個別性的觀點。不論是個案、團體、社區工作的成長,或者是其他近來逐漸發展的養護工作並未改變此病理模式的實施。這個立基於個人與家庭病理學(pathology)的模型,目前仍舊主宰社會工作的時候界與教育界。例如,社區工作仍然是解決社區內存在的問題(病理學的觀點);少去系統地將大的經濟與政治結構的病理加以納入分析。正是如此,社會工作的新發展已證明了結合古典社會個案工作範型的困難。早期依賴心理分析模型的治療強調的是技術,由此我們可以了解社會工作的概念化是如何的圍繞著個別的個案工作、團體工作與社區工作等方法而發展的。分散的工作方法雖然組成了活動團體,終究還是注重方法而非目的。由於社會工作努力爭取專業地位才促成了這樣的趨勢,因為被認可為專業的實務性工作大都較關心適當的方法而非目的。
社會工作試圖發展自己的方法,結果反而使社會工作對於個人、集團與大社會環境之間的關聯形成更片斷的認知。在實務工作方面,分隔的方法難以持久,而且社會工作者本身亦發現他們對環境的反應遠比傳統理論所崇尚的方法要更有彈性,因為個人、家庭、團體與社區工作之間的界限無法清楚區分。尤其近來新的社會工作發展關心倡導(advocacy)、福利權(welfare rights)、以及助長消費者團體(consumer groups)興起等等相關策略,工作方法的界限更加模糊。但是社會工作教育的主流課程基本上仍是停留在社會個案工作,隨著團體、社區與養護工作的教學與實施的加入,使原已超重的課程負擔更重。
將社會工作徹底再概念化的失敗,以及持續加入新的實施元素到以個案工作為時候基礎的現象,對於社會工作的傳統主義者與部分的基進批評者都產生了相似的影響,二者都有一個過份簡化的觀念,認為社會工作在處理個人與家庭問題時必須在接受既有社會工作架構的條件下進行,而社區工作則等同於社會變遷的基進活動。對於許多基進的批評者而言,當他們承認社區工作與其他形式的個別工作同樣都是壓迫人的方法,同時卻也掉入另一個陷阱中,亦即他們假設若沒有提供有關福利權的訊息,就不會有基進的實務工作存在,而且基進的行動必須以各種集團人群為中心。我們若接受這樣的假設,等於是接受了「針對個人與家庭的社會工作的中心目標是調適與再社會化」這種主流派的定義,而不是嘗試去對抗並努力改變這個定義。
社會福利機構所面對的案主是遭遇社會系統壓迫的個人與家庭,這些後果是屬於個人層次的,牽涉到個人對自己與他人的感受。許多人面臨壓迫時因其遭遇而同時在生理與情緒上受嚴重的傷害,例如有些人因而染患精神疾病與障礙,有些人則否。雖然存在資本主義體系當中的壓迫性與去人性化成分的確影響了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面向,然而有些痛苦的經驗與人類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包括:失落、死別、老年及死亡。基進的觀點若忽視經驗對於心理面的影響,以及忽略有時候有必要對這些影響作個別的回應,甚至於必須透過群體、社區或組織行動作回應,則基進的觀點就陷入無法將個人視為完整個體的危險當中,反而是拘泥於另一種片斷的、去人性化的看法。因此,基進的社會工作務必包含對個人、家庭及較大的群體的直接工作,同時必須試圖聯結組織的與個人的行動。
四、社會工作的整合途徑
凡是試圖要發展基進社會工作的人都必須建構一套實務工作的模型,其中包含大範圍的社會工作活動並且切記避免傳統社會工作所鼓勵的、固守的片斷的區別個案工作、團體工作和社區工作方法。
正如我們可以使用一個修正後的系統理論來勾劃出社會工作者實務運作時的變項一樣,同樣我們也可以利用批判的評估以及將現有非基進社會工作觀點的著作再更有系統的加以陳述,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整合的基進社會工作模型。特別是最近平克斯與米那漢(Pincus and Minahan, 1973)以及勾德斯坦(Goldstein, 1973)努力發展的整合途徑,或許可以視為替解放社會工作更全形的概念作舖路的工作,同時也可能被更廣泛地運用於社會工作教育。此外,只要基進的社會工作者深刻體認到運用非基進工作者的著作所帶來的危險性(縱使文章是改變過形式的),就沒有啥理由不需要這樣做。
我們首先將全面批判這些現有的著作,繼而依此與弗雷勒(Paulo Friere)的著作為基礎描繪社會工作基進範型的一些要素。
雖然平克斯與米那漢以及勾德斯坦的研究方法從許多角度來看都不盡相同,包括理論的複雜程度與實證研究的適切程度都有所不同,不過他們都是以一個未被承認的社會本質作假設的系統模型為基礎。勾德諾指出「判定專業最具決定性的方法存在於此專業對於實踐一個社會之需求的明顯特質之中」,此處即透露出他對「社會」具體化與共識導向的看法(Goldstein, 1973 : 3)。同樣地,平克斯與米那漢都主張「某些社會系統將處理那些行為偏離社會法律規劃,並保護那些可能被他人的偏差行為所危害者的社會控制相當所擁有的權威視為理所當然」 (Pincus and Minahan, 1973 : 32),證明他們的說法中混合了社會學的天真浪漫與保守意識。但是這些學者都沒有針對「社會的」(Societal)這個名證作過如下的深入質疑:從他們的著作中顯示出缺乏社會的階級分析而以巨視社會學的層次來解釋貧窮問題。
然而,姑且不論這些學者普遍地社會系統存有相當狹隘的看法,我們在前面曾提及需要利用他們的著作中對於社會工作的可能與過程所做的詳細說明,進一步建立基進的系統模型。平克斯與米那漢的研究中強調社會工作實施關注的焦點是「人與其所處環境的互動」(Pincus and Minahan, 1973 : 9)這個觀點非常有用,因為他們能夠藉此而界定許多不同的「資源系統」(resource systems),而藉著這個資源體係人們需要與之互動以抗衡其環境,其中「非正式的資源系統」包括家庭、朋友與鄰居;而「正式的資源系統」則包括會員組織、協會與工會,以及社會的資源系統包含學校、醫院與社會福利組織。社會工作界的關切點主要是個人與資源系統互動所產生的問題,然而存在這些系統內、外的階層化與權力分配,還有系統經常扮演的控制與壓迫的角色大部分都未曾被察覺到。社會工作活動是被設計來增進個人運用自己的能力去影響變遷、建立個人與資源系統之間的聯結、促使系統本身產生改變,並維持個人在系統內持續扮演其角色。這個觀點除了清楚展現出某些社會工作活動中社會化與「模式維持」(pattern-maintenance)的功能之外,也包含了許多面對或抵抗資源系統等基進活動的潛能。
雖然平克斯與米那漢受其相當意識型態觀點的限制,但是他們的研究方法仍成功地把社會工作關注的焦點從個人或理論的病理學轉移到系統的互動上面。因此,他們認為問題的產生並非個人之過,而是社會環境使然。因此,一個問題涉及一種社會情境,亦即個人評估這個社會情境有問題,必有其評估的原因。同時他們在界定四個與社會工作者產生互動的基本系統時也擴展了社會工作活動的潛在焦點。這四個基本系統分別是:變遷媒介(change agent)、案主系統(client system)、目標系統(target system)以及行動系統(action system)。目標系統指需需要被影響或被改變的個人或結構,以便達成特定的社會工作目標。換言之,目標系統也許是接受福利服務的案主、或者是其他團體,也可能是社會工作者受僱的組織(變遷系統)或其他組織;行動系統包含社會工作者與協同工作者,他們試圖影響案主系統或其他相關的個人或群體。許多由實務工作所衍生的概念中所包含的對於社會控制和社會工作者權力的本質有些過分簡化的看法,尤其是當討論到社會工作者與案主之間需要建立契約的時候。然而這個觀點的優點仍然值得肯定:亦即強調將社會工作組織的環境視為變遷的潛在目標,以及肯定在行動系統中要產生變遷時合作努力是必須的。最後需要說明的,是傳統社會工作在討論「關係」(relationship)這個概念時,總是過分盲目地考慮其與大範圍的系統所作的大範團互動,包括結盟(collaboration)、議價(bargaining)與衝突。
勾德諾的研究同樣地以系統分析為基礎,他的研究引人注目之處在於他強調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作為社會工作的主要目標。在他的著作中社會學習被視為是社會化(sociolization)與適應(adaptation)的過程,但是也需要被視為是學習社會結構中壓迫的本質,這樣的本質界定並且製造「問題」,以及個別的和集體的奮鬥所需要的策略。瞭解行動與變遷必須以基進的社會工作為基礎,變遷源於案主與社會工作者之間對意識看法的改變。勾德諾對於增進社會工作之功能的看法,強調學習與變遷間的關聯,此點在基進的社會工作觀點中有許多值得稱道之處。他認為「雖然暫時性的目的也許是導致情緒、態度與知覺的因素,但是社會工作主要關心的是人們如何主動的去理解他們在社會現實當中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社會工作提供一個方式……人們可以用來發現面臨破裂情境時的解決之道或其他的選擇……社會工作不在於解決問題或改變情境,社會工作本身是一種手段,而不是一種目的。」(Goldstein, 1973 : 6 )。
五、社會工作的覺醒化
在我們嘗試以基進實務工作的目的去運用社會工作的整合途徑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弗雷勒對社會工作之教育及應用所寫的文章(Friere, 1972a : 1972b)。弗雷勒早年致力於發展解放中的拉丁美洲的民眾教育,這種教育過程的設計是發展實踐(praxis),包括對於現實的批判反省與後續行為。批判意識的發展是他的教育方案的重點,目的是促使大眾去改變現況。這種解放式的教育稱為「覺醒化」,相對於弗雷勒所稱的銀行模式(banking model)的傳統教育中反映的壓迫性社會結構:「所謂銀行式的教育概念是指,知識是由那些自認為有知識的人像送禮物一樣的贈予那些他們認為沒有知識的人,教育的設計全然忽略他人,這就是壓迫性意識型態的特質,否定教育與知識是一種探究的過程」( Freier, 1972b : 46)。若將被壓迫者視為一個將被注入「解放」意識的空碗,則此地區是無法產生批判意識的。批判意識的發展,唯有在承認既有的壓迫意識之下(無論這個意識是如何的宿命論),以及與所有關心解放任務的人之間不斷的對話之下才能產生。
在拉丁美洲地區,覺醒化的概念對社會工作的實務與教育有極大的影響(Alferom, 1972);而社會工作的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正在發展當中。由於人類與世界間之關係的意識型態與哲學概念已改變,遂容許社會工作者能夠完全的參與拉丁美洲的解放運動。社會工作目標產生如此的變化,可經由下述節錄自1971年於厄瓜多爾舉行的拉丁美洲社會工作學院研討會的報告中得到證明:(Alfero, 1972 : 80)
‧只要社會工作本身對社會變遷過程中的人和社會有承諾,社會工作就能夠對於現況的轉型有所貢獻;
‧社會工作意指以反身的、平行的、動態的溝通交談,此種對話並進一步回饋到行動上;
‧姑且不論人類在現實條件下的事實將如何,我們認為他具有影響並扭轉其週遭現實的能力,即使在受壓迫的條件之下,人類仍然有能力尋求自己的解放;
‧社會工作須置身於解放的意識型態之中。並且必須從那些造成人類遭受壓迫與處於低度發展(underdeveloped)之深層要素開始探討;
‧透過教育的功能,社會工作增進個人的能力與覺醒,藉此創造自由人(freeman)
從這些整體的目標來看,拉丁美洲國家的社會工作試圖在特殊的環境中發展出技術以便促進覺醒化的操作化。一般社會工作從事覺醒化的途徑,首先必須鼓勵發展對人類的瞭解,包括社會工作者面對的人,以及社會工作者本身。艾費羅(LA Alfero)說:「一旦社會工作與覺醒化結合,大家必須牢記身為專業人員的我們,在本身尚未形成某種程度的覺醒化之前,絕對不可能去醒悟他人。」(Alfero , 1972 : 81),現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基進社會工作未來的主要任務,即是建立操作化的覺醒化。
六、基進實務工作範型的要素
經過前文一連串界定基進社會工作實務基礎的概念之後包括:(系統分析、整合方法的途徑以及覺醒化),最後我們進入思想基進實務工作的一些架構要素。在這個階段中,這些架構不只是教育界與實務界的社會工作者所要發展的部分議程而已,它特別需要大規模的實務記錄所提供的知識與技術的事實基礎,以便社會工作者能用以發展出基進的實務工作。這個架構包含了許多的關係社會工作基進實務的脈絡、目的與方法之描述的與規定的命題。
(一)基進實務工作的脈絡
1.相互矛盾(contradiction)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工作的運作乃包含於社會福利體系之內,但是這個社會福利體系卻位於資本主義經濟生產所造成的去人性化後果的矛盾中心。雖然社會工作者處在一個極大的壓迫性組織與專業脈絡當中,但是透過從事人與環境互動並協助個人增強控制經濟與政治結構的過程,社會工作者應具備察覺這些矛盾的潛力。
2.人與系統之辯證
人與其週遭構成社會環境之不同系統之間的關係是極富辯證性的。 「當人類改變並創造生命時,在他們與現實永久的關係中不僅創造出物質成品,亦即確實的物體,也創造了社會制度、想法與概念。透過人類不斷的努力工作,人類不僅創造歷史,同時,也特別歷史的社會生命」(Friere, 1972b : 73)。雖然人類創造了歷史,也為歷史所創造,但是社會工作的脈絡提供地位人類創造力、決斷力與潛力的機會。
3.系統:壓迫與支持
與人類互動的社會環境也是社會工作幹預的焦點。社會環境可以視為包括許多既是壓迫也是支持的系統。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家庭、鄰裡、工會、學校、工廠、醫院、社會福利機構等等系統,相當程度上或多或少都像徵統治階級的經濟擴張與文化霸權:家庭對婦女的壓迫、人類處於鄰里中面臨有計劃的文化消滅時的宿命論、兒童在學校接受勞力市場所需的社會化、工廠工人的疏離、工會的精英主義與排外傾向、醫院與社會福利組織的科層體系、控制和去人性化的特徵等等,這些都是系統壓迫個人的例證。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些系統也可以特別支持人類維持其身分、安定其物質資源,有時也有助於抗拒壓迫。社會工作有潛力去強化某些系統的支持面以利於人們。
4.個人的意識
要瞭解社會環境中人與系統之間的互動,必須先察覺社會環境對個人的意義、個人的痛苦與遭遇、個人的希望與絕望等等。在社會工作中,瞭解過去與現在的經驗對於個人的自我意識、企圖與行為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辯認社會工作者本身及他人曾遭受的經驗影響,對於發展基進的實務工作非常重要。弗雷勒認為「發現自己是一名壓迫者也許將導致相當大的痛苦,但卻是藉此促成自己與被壓迫者之間的團體所必要的。透過父權式的方式對待被壓迫者並藉此將其罪行合理化,則將不至於發生自始至終堅信被壓迫者處於依賴地位的情形。個人必須親身投入他所界定的被壓迫者這群人當中,然後才有可能產生團體。這就是基進的態度。」(Friere, 1972b : 26)
(二)基進實務工作的目標
1.教育
以一般的術語來說,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基進社會工作有兩個主要的目標:一是減輕個人在經濟生產結果中所持續帶來的痛苦;另一則是與他人共同從事反抗並戰勝壓迫的社會系統。基進實務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一項教育的任務。特別是對於那些深受痛苦的人(例如社會福利系統中的案主)而言,教育的角色有助於人類發展批判意識,瞭解其自身承受的壓迫、以及具備與他人合作戰勝這些壓迫的潛力等等。智利在軍人掌權之前,曾有一所社會工作學院發現社會工作的目標之一是:「提升被剝削階級的意識層次,並且增進人類批評與反省的意識以實踐其存在論的使命,人類可以戰勝那些運行於週遭社會中的矛盾,並且在急需達成的結構轉型中承擔有效的角色。」(Alfero, 1972 : 79)。當然,智利在早先的這個允諾結構轉換的社會主義政府中即形成了這樣的目標;而追求這個目標的策略必須在每一個具體的情境下加以發展。
2.人與系統的聯結
關於人與其環境中諸多系統之間的互動,基進實務工作有助於促進個人與那些有利的系統之間的聯結。在某些情境之下,這些聯結包括結合消費者或社區行動團體、或者為個人作支持與辯證以試圖從官方組織手中確保其福利權。然而,這樣的聯結不能視為只是一些「固定的」東西而已。基進的社會工作者時常努力將聯結的實施與導向互動中之社會關係的直接行動相互配合,這些活動有益於在所有相關人士之間(包括基進工作者本身)逐漸發展出對於那些隱藏在社會關係背後、階級或平等、灌輸或對話等等。尤其是在有居住環境之內,這樣的反省是特別重要的。例如,在從事聯結個人與其實家庭時,在衝突的情境中,痛苦與失意形成他們人際關係的特徵,而基進社會工作者的目標則是鼓勵每位家庭成員反應出家庭系統內的權力分配,從這樣的權力分配中成員的得失情形如何,以及反應出外部經濟結構壓製家庭內部結構的程度。
3.建立對立的系統
只有聯結個人與諸多非正式和正式系統是不夠的,即使在這些聯結關係中反映出意識的層次仍然是不夠的。基進實務工作的另一個目標是協助在既有系統內外建立對立的系統(counter-systems)。發展這樣的系統有助於建立系統所能達成的某些變遷,或者係統在短期和長期內被根本地轉型或淘汰所需的權力基礎。例如,當某個家庭中有青少年與家庭間產生隔閡的情形,則建立對立系統時必須包含社會工作者以及一名青少年子女,以便改變家庭內的權力平衡,或者提供一個支持系統。在收容機構(residential institution)中必須建立對立系統以改善威權體制的影響,並且改變它。在組織與社區的層次,建立對立系統包括工會或壓力團體的活動,或者建立設備,例如:對立訊息服務、設計社區工作坊(community Workshops)以鼓勵鄰里居民對抗官方計劃的政策等等。這些都需要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持續的支持與投入。
4.個人與結構的反應
基進社會工作者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面臨的強大壓力,與其他行業中專業或半專業基進工作者所經驗的壓力是一樣的。這些壓力部分來自於大社會系統中的管理和控制要素。基進社會工作者在既存社會福利系統中的目標是什麼呢?教育、系統聯結以及建立對立系統等這些目標足以解放大部分基進工作者的活動,除此之外,我們還需界定供給直接服務的目標,包括物質的、心理的、甚至於有時候是強制的等等由官方福利系統所發展出來的服務。當我們在提供某些服務的時候,尤其是那些以物質的和心理的支持為主的服務,基進社會工作者必須瞭解這些活動充其量只是短期的改善乾預方式,並且實質上是支持既存結構的。即使個人的痛苦和遭遇要求基進工作者給予快速的個人回應,這個任務主要的意識判斷必須配合設計活動,以增強福利服務受益者的批評意識,並且建立在服務中達成變遷的權力基礎。在衛生、教育、社會福利等等政府部分內工作的專業人員,多多少少都涉入不同程度的強制和控制結構,而資本主義則為基進工作者能夠在既有結構內從事反對活動保留極少的彈性空間。
(三)基進實務工作的方法
1.對話關係(dialogical relationships)
如果教育是基進實務工作的首要任務,則教育的方法必須透過工作者與他人之間不斷對話形成覺醒化的過程。發展對話關係以取代現存於教育與社會福利專業人員與其案主之間的威權與壓迫關係,關於這個問題弗雷勒作了觀點深入的說明。雖然傳統教育以及社會工作業務中明顯的呈現出壓迫的本質,但是我們仍需瞭解「銀行模式」的教育以及社會工作的控制模式,這些文化主流依據影響那些試圖從事更基進幹預的工作者。唯有從交流中矛盾出來的意識型態(而非欺騙)才能促成基本的變遷。毛澤東在1971年曾寫過:「有兩點原則:第一是大眾真實的需要,而不是我們想像中大眾的需要;第二是大眾的願望必須是他們個人心意所定,而不是由我們幫他們決定的。」然而,某些基進者幻想他們可以透過壓迫的方法達成解放,弗雷勒則不以為然:「很不幸地,這些信奉解放主義的人本身就被包圍在銀行模式的環境中並受其影響,而且通常未能察覺這個顯著性以及去人性化的力量……那些真正對解放主義有所承諾的人,既不會接受將意識視為將被注入東西的空碗這種機械式的概念,也不會使用銀行模式這種以解放為名的主流方法(宣傳、口號)。」(Friere, 1972b : 52)。對於基進社會工作者而言,與案主建立對話關係的過程中最困難的阻力是來自官方的力量,然而,現象學(phenomenology)中有關偏差與精神疾病的研究協助我們逐漸去關心人類對於其所屬社會的主觀意義。與他人交換彼此對於社會世界的認知是形成對話關係的開始。
2.團體覺醒化
對於基進的社會工作者而言,在一個「行動系統」中從事對人的工作(包括案主及其他人)以促成變遷,這是發展批評意識的主要方法。團體是工作的中心對象,因為覺醒化無法由個人來完成,團體的支持可以協助消除在批評意識發展當中及其後續解放行動中必然會產生的緊張與焦慮。批判意識發展之後,一旦消除了政治結構和經濟關係的迷思,必能促成置身其中的團體與個人肯定其人性並面對去人性的系統。透過在團體情境中工作,基進社會工作者有許多與團體共同承擔的策略。根據具體情境作過仔細的政治評斷,並計算任何策略對於行動系統與他人所帶來的後果,運動(campaigns)、結盟(collaboration)以及面質(confrontation)常是行動系統針對幹預對象所採用的策略。基進的工作者必須具備許多技術協助他作這些估量,並且彈性地運用乾預策略以促成變遷,基進工作者在採取行動以及後續的團體覺醒中不必拘泥於有限的方法。與行動系統中的其他成員比起來,基進工作者相對地受保護而免於遭受任何特殊行動的後果,例如租屋罷工,這點必須考慮在內的。
3.組織與計劃
無論面對的是個人、家庭、團體,在收容機構或者大組織內,如果基進社會工作者希望自己的任務有效率,那麼他們就必須發展出一套組織、行政和計劃的技術,例如:建立並維持重要的對立系統、與他人共同從事問題界定的系統分析所要求的任務、評估可用的資源、在特定時限內建立可行的目標、監控行動過程並評估結果等等。無論基進工作者執行任務的對像是任何個人或團體,工作者必須適當地運用專業知識以蒐集相關資料,和參與行動者進行任務協商,以最有利於案主的方式計劃、執行並且結束接觸。基進的意識型態並未取代有效的組織並計劃任務所需的諸多技術。
七、結論
我試圖強調社會工作基進實務在發展整體的分析與規範架構中的某些問題。很明地,基進社會工作要能夠建立一個理論與實務相互聯貫的範型,以幫助基進社會工作與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這將是一條漫長的路。然而,在界定未來這個範型的某些可能要素的同時,我也試圖推動批判討論,使建立範型的任務過程中盡可能使更多的基進社會工作者、教育者、以及我們所賴以維生的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都能夠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