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香港的中小學生一向嚮往讀大學，於香港能入讀大學從六、七十年代起已經像升格為天之驕子。讀書的人人爭入大學，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為人父母者，人人望兒子能入大學，能後鯉躍龍門。但，究竟讀大學又是什麼的一回事呢？大學對年輕人來說只是一個待幾年取得文憑的地方嘛？抑或是一個吸取知識的地方呢？君看，現時人人都好像要大學畢業才行。中七畢業考進不了大學，讀高級文憑或副學位。讀完又是一定要接上去讀大學。讀不了本地政府資助的學位，也要讀自資學位，更甚是海外的自資學位。為什麼大學的學位對年輕人來說是這樣重要，非有學位不心死呢？真的是純粹對知識的追求嗎？還有多少學生讀大學是純粹對知識的追求呢？
香港的大學入學率低過百分之二十，但是前特首董建華豪言要香港的大專入學率達百分之六十。這目標是現時香港高教問題的關鍵，政府不肯增大教育開支，要提高大專院校的入學率，同時不增加撥及教育的開支。結果只有一個，便是為高等教育市場化、商品化。我們看到當時各大專院校爭相開設社區學院，不斷收同學讀副學士，無限量供應副學位予中學畢業生，以賺取同學的學費。由當年起，香港的高等教育已經成為了一種商品，付鈔買學位。
副學位，常見的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高級文憑，二是副學士。若然要探討高級文憑及副學士的分別時，高級文憑是一些職業導向的專上課程，而副學士則是比較著重通識博雅教育的專上課程。當時，現時香港的高級文憑課程及副學士課程已經亂開了，不再分什麼職業導向還是通識博雅了。有社區學院會開工程學的副學士課程，這已說明了學院根本已不顧這些名字了。說到這裡，我對理大還堅持所有高級文憑是職業導向的還有一份尊敬，最起碼我們還未見到理大本部開設什麼哲學高級文憑、土木工程學副學士這些奇怪東西。(但，理大的專上學院我記得有開設工程學副學士的課程。)
說到副學位最令人氣憤的是，政府要求教資會所資助的副學位課程逐漸停辦，轉為自資的課程。我認為這政策簡直是倒行逆施。政府一方面不肯增加教育開支、加大資助學位學額，一方面又推香港社會轉型為知識型社會、要提高大專院校入學率。一大批符合入讀資格的預科生不能夠獲得資助學位學額，同時政府又停辦資助副學位(理大本部所開辦的高級文憑及城大本部所開辦的副學士)，變相逼學生選擇私人市場的自資學位及副學位。這樣，政府把教育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對政府而言，一來不用增大教育開支，二來把失業率拖低。對當年的施政者而言，賬面上是勝了一仗，但就是苦了我們這些窮學生。
政府亦把資助課程的撥款機制市場化。每三年教資會要求大學交一份計劃書。教資會會收回大學一定數量的學額，根據該份計劃書的質素，決定回撥多少學額予該院校。換言之，這是一個招標的玩法，你寫的計劃合符我心意的話，多給你數個百分比的學額。若然你不跟我意思去計劃，把你交來的學額統統收回。這樣我們談何學術自由、談何院校自主。
我曾經就大學學額回撥機制寫過一段文字，以下為其中一些段落：
「首先，我們說的大學院校自主。在政府資助大學的框架下，事實上院校的自主性是十分低的。可以說是由教資會所操控著這類型大學的發展方向。香港的資助院校每三年需要向教資會提交一份發展計劃(Academic Development Proposal)，該發展計劃中包括了院校中在未來三年每學系所開辦的課程及其學額，三年內的發展等等。該發展計劃可以說是掌握著院校的生殺大權。因為教資會會於每所資助大學中抽取一定的學額，再根據教資會對其發展計劃的審核，再回撥不同數量的學額予該大學。此機制正正就是一個將學額投標的商業化運作。若果該大學的發展方向不符合教資會的大方向及市場需求等等，該大學的學額將會被大大削減。過往理大、浸大便成為這一個機制的大輸家。
教育的供應訴諸於市場上的需求。在資本主義洗腦下的社會，不知道是否有很多人認為此是正常的事情。但想想，教育的本意是什麼呢？教育是為了資本家把學生製造成生產工具？還是教育只是為學生提供一個合格可以出來社會做事的沙紙？抑或教育只是住學生面上貼金？教育不應該是為資本家服務，大學也不是文憑工廠，教育不是為回應市場上的需求。大學應該有自主去決定開辦什麼學科，同時院校也有權力去決定所開辦的每一個課程有多少個學額。大學所開辦的學科也不應該「被逼」跟從教資會的方向及市場的需求。試想想，一所大學所開辦的全都是工商管理、醫療法律，而沒有文史社哲。在二零一一年，浸大便因為成為了學額回撥的輸家，便殺了物理系及數碼圖象傳播科，同時也削減了視覺藝術院的學額。理所當然，當院校所過了教訓後，三年後院校很自然便會學懂了、學乖了、學精了什麼樣去規劃發展。這可以理解成為一個院校在此個市場化體制下的自我調節機制，此現象慢慢會變成教資會及院校攜手造成的進一步教育市場化。」
再說，大學是一個做學術、做研究、做教學的地方。可惜，我們的教師卻受著合約所約束，要保住教席，談何容易？想專上向自己有興趣的範疇好好做研究，又是否能夠美夢成真呢？大學教員要升遷，最能夠量化、最明顯的是研究刊登上國際期刊及被引用次數等的指數。教學質素是否不重要？當然，個個都會說很重要，但老實說多少教員會同意自己因為教學表現好而獲得升遷呢？說到底，又只是研究成果。但不是所有研究也是會被計算入升遷指標內的，教員做的研究若然不夠國際性的話，刊登上一等國際期刊的機會自然少了。這就是一種無形的壓力對學術自由的打壓。
要說學術自由，香港有的問題並不只是教授的升遷標準。我想沒有甚麼人會想到打壓學術自由更兇更狠的是來自金主。金主每每向大學不同學系捐助不少的研究經費，因為政府撥給大學研究資源不足的緣故下，這些研究經費往往變得特別重要。但這樣便會做成一個嚴重的問題，學者就某一個機構的行為作出一個專業的判斷及研究後，對該機構作出批評時，其學系高層會否因為其學系每年受該機構一筆重要的研究資金而打壓該學者的研究呢？我相信這情況作文史哲等學系比較少發生，但在理科工科等學系而言，發生的機會可不低。
高教界還有一個大問題，香港的大學教育是外行人管內行人。校董會是大學最高的行政管治架構，但往往最荒謬的是香港各資助大學的校董會成員並不是學術界抑或校內的人。各大學校董會的組成是由行政長官委任大部任的成員，除至以外，由民主選舉程序所產生的教職員及學生佔的只是少數。相對之下，大學高層、教職員及學生於校董會內所佔的席位可能是不起過整個校董會的三份之一。校董會成員屢被質疑是否熟悉大學事務，抑或淪為一個橡皮圖章？更可怕的是，對當權者而言，大學校董會的職位會否成為一種政治分贓？公職成為政治分贓可算是屢見不鮮，但大學校董會不只是一份普通的公職，而是大學行政管治最高層的一員。我不希望見到決定大學命脈的架構成為分餅仔的禮物。
以上所談的，都只是一少部份對現時香港高等教育所發生的問題的說明，問題還有一大堆。這些問題都尚待有心的同路人共同解決。「教育不是商品，教育是一種權利。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不容干預。」這些訴求是很合理吧。但無數問題仍然未能解決。我們想要的很簡單，只是我們基本的權利，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