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發展局與申請資助的藝術工作者發生爭拗與衝突，已不是新鮮事。然而，近日藝評獎風波，由於事涉電影《低俗喜劇》，以及獲獎者賈選凝的文章觀點及其背景－－來自北京的年青人，居港並任職《文匯報》記者，令藝發局的合法性問題由藝術圈子的風波，變成大社會的爭議，甚至又捲入中港矛盾。至於藝評小組的幾位評審，尤其是林沛理及邱立本，他們的公信力及操守更受質疑，亦惹來陣陣猜疑。
各種猜疑即使成立，也只關乎部份評審個人操守問題。但評審已按照規矩辦事，例如公開徵稿與匿名評審，因此，若然明年還有類似獎項，最多也只能警告評審不要提攜「自己友」，或作更詳細的利益申報。然而，這也於事無補，因為人總會偏好跟自己文風及觀點相近的作品，能否做到公正嚴明，為公眾認受，也不容易。然而，整件事最根本的錯誤，其實不在於同儕評核（peer review），而是最初設計這個獎項的意念。
我們不妨看一下獎項的參賽規則。參加者必須是18至40歲的香港居民，以一篇未曾公開發表的藝評文章參賽，評論對象為2012年內本地進行的文化藝術活動或出版物。我們可以假設 一個情況：有一位參賽者，他／她平日不寫藝評，但貪圖五萬大元。於是，他／她花點心思了解評審團的背景，投其所好，結果成功獲獎，但之後他／她仍然一如以往，不寫藝評。若然這樣，如此這般發掘出來的「具潛質的藝評人才」，實在毫無意義。
我提出以上的假設，讀者可能會認為可能性不大，但我其實不是想爭論可能性大小，而是想指出，藝評小組是脫離香港藝評現實的。
香港有不少藝術評論人，甚至有專業團體的網絡及出版平台，可是，小組不去物色當中的年輕人才，以作獎勵及鼓勵，卻搞一個類近徵文比賽的奬項，實在有點莫名奇妙。單以賈文的類型電影評論為例，香港雖不算很蓬勃，但報章雜誌也經常有長短不一的作品；至於專業團體及平台，就我所知，便起碼有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也是受藝發局資助的團體），他們有定期出版物，也有經常更新的網站等等；而媒體或網上間中亦有就著不同電影進行的影評爭議。如果賈選凝的文章是發表在這些平台上，跟其他影評人及公眾交鋒，評審團看過這些爭議後能給出一個說法，認為賈特別優秀突出，這也算是一個公開交待。可惜，這全不是獎項的設計或評審的意圖。
藝評獎另一個缺撼也說明小組脫離香港藝評現況，就是它把不同類型的評論混為一談。藝術評論的範圍實在太大了，概念上你可以把影評、劇評及書評等等都視作藝評，可是，實際公開發表的評論卻各有「地盤」，不管你是否喜歡這樣的劃分，但事實上它們有各自不同的論述方式、問題意識、術語及標準價值等等。現在得獎的三篇文章，評論對象分別是電影、表演藝術與書籍，我真不知評審是如何分高下的。我只能說，評審有一套外界不了解的標準，但他們卻好像無視實際發生的藝評活動所創造出來的公共領域。
小組主席林沛理回應批評時說，「評論的爭議性是它的生命力」，但它的生命力何在？相對於創作及表演藝術，評論的生命力更在於追求現代公共文化理想。
從歐洲歷史角度看，藝術評論是十八世紀的產物，同時，也是現代公共文化的基礎之一。正如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的名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變》中指出，政治性的公共領域出現以前，便開始有評論文藝作品的公共領域出現，布爾喬亞階級男性在咖啡屋與沙龍高談闊論，評論文藝，甚至有藝文通訊及雜誌出現。這種空間與活動是由宮廷文化衍生出來，公共領域不只是空間上從宮廷轉向民間，而且，參與者也主要不再是貴族，而是布爾喬亞階級，甚至有小商人。
著名法國哲學家迪德羅（Denis Diderot）可能是最早的一位活躍藝評人，他曾說過：「我們的作品只對某些公民有影響力，但我們的言談觸動所有人」。事實上，十八世紀法國的大作家一般都會把自己的意念先在沙龍中發表，與人討論，才正式寫下付梓出版。在公共的討論中，各人暫時忘卻各自的階級身份，視彼此為平等對話伙伴。藝評活動亦由以往宮廷禮儀與談吐，演變成具有「理性－批判」的討論，講求的不再是上層階級的儀式或儀態，而是面向公眾的原則性思辯。不能皇室貴冑說了算，而是要追求最好的論據，尋求合法性（legitimation）。這是現代公共文化的基礎，因此，被布爾喬亞男性排斥的女性、勞工及有色人種，亦漸漸以類近的原則挑戰政治權威，進行合法性爭奪。
藝評獎最大的缺失，便是失卻了這種公共性，導致合法性的喪失。這個獎鼓勵的不是面向公眾，而是面向權威（評審團）。林沛理說今次藝評難得引起爭議，是意外收獲，可是，現在發生的是醜聞式的爭議，夾雜著種種猜疑及指控，包括作者身份及作者與權威人士的關係等等。因此，討論只會聚焦在賈小姐身上，卻對銀獎及銅獎得主作品沒有興趣。一切都說明這是評審及藝發局為自己帶來的合法性危機。稱之為「意外收獲」，是否一種阿Q精神？
哈伯瑪斯認為，藝評公共領域在歐洲的出現，就如一個試練場，讓更廣泛的布爾喬亞階級男性訓練出一種能力，面向受眾運用理性，即所謂理性的公共使用。而藝評公共領域，亦漸漸過渡至後來爭議公共事務、評議國家政策的政治公共領域的基礎，以公共民意檢驗政府權威，兩者甚至形成對抗。簡單來說，就是民主建設的一部份。
正如有香港藝術朋友哀嘆，我們的藝術資助機構近年中止資助像《文化現場》這樣的藝評平台，卻弄出一個由權威主導的藝評比賽。它把支持藝評活動弄成醜聞，這多少說明我們社會欠缺公共理性。在香港，精英權威素來被民間或明或暗鄙視，但獲得權力的大小人物卻自鳴得意，一副傲慢姿態，對自身權威及權力的基礎來源沒有反省，糟蹋我們的公共文化，這還要我們包容？香港社會理性貧乏，不能簡單地委過於民粹情緒，實質是精英的不濟。很不幸，我們在文化的試練場上，試出了香港民主的貧乏。
原文刊於《明報》「觀點」，2013.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