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戚本盛
學聯和政府即將展開對話，議題設定為「政改憲制基礎」和「政改法律規定」。按政府政改論述的思路，所謂「憲制基礎」和「法律規定」，大抵又是那種按人大議決(例如「五部曲」和「政改框架」)和《基本法》條文(例如強調特首候選人提名要經提名委員「會」的集體意志)等。
這是「以法管治」(Rule by Law)的理路，用戴耀廷的說法，極其量是法治觀念裡較低層次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當然不及「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這種低層次的「法治」以這樣的邏輯立論：(1) 政改須符合《基本法》，(2) 人大框架符合《基本法》，所以(3) 人大框架可用於政改。
以這樣立論，對「公民提名」或「符合國際標準」等訴求的批評，是指其不符《基本法》，既然連大前提也不符合了，則似乎往後甚麼都不必談。這樣的論點以《基本法》的條文為起點，政府大抵以為這樣就算是「憲政基礎」和「法律規定」，所以，官員這樣設題，自然必贏。這是一種中學生辯論常見的心態，把論題作出有利己方立論的界定，便可必贏。
問題是，只有「自圓其說」、「同義反覆」(即Tautology)，才會「必贏」，像強調提名須組織提名的觀點，便一再強調「提名委員」不等同「提名委員會」，這個多出的「會」字，便是組織提名的意思，於是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提名，便像「理所當然」似的。
這種思路的缺陷，在於把論點放在一個封閉的系統內。官員或者以為這就是「憲制基礎」，即以《基本法》(小憲法)條文為基礎，他們以白紙黑字寫明的基礎作為邏輯立論的大前提，只要小前提符合了，立論彷彿穩如泰山。可是，官員不能也不敢再追問的是，這些規定理據何在？是否和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相違？這些理據、價值，才是比條文更基本的、價值上的「憲制基礎」。
這就是說，官員以為以「憲制寫了甚麼」作為基礎，但他們不能也不敢回答「憲政如此規定，有甚麼基礎？」，前者是問What，就是官員最想於這次談判用來與學校糾纏的武器：法律條文；後者是問Why，則是學聯以及參與佔領運動的人民所追求的：公義。
不平等，就是人大框架中有虧公義的一大問題。提倡「公民提名」，其實只是在只有四大界別提委有提名權的制度外，作出補救，讓每個公民都有提名權。嚴格來說，即使補充了「公民提名」，提委會成員和普通公民的提名權仍然是不平等的，不過，這種不平等在於程度上的差異，並非「有」或「無」的分別，不平等的問題得以紓緩，所以「公民提名」是忍讓的，顧全大局的，可惜，這種忍讓的訴求仍被斷然棄絕。
曾經有過方案普及提委會選民基礎來解決這種不平等的問題，如果提委會成員均由三百多萬選民普選出來，則平等問題固然仍會因各界別選民數目有異，而使當選提委所代表的票值仍有不同，不過如上所述，則那只是平等程度上的差異，而非有或無的分別。人大框架下，提委會組成須按照選委會四大界別，不少詮釋即指出，這其實就是拒絕普選提委會，所謂擴大選民基礎的方案，都只能是小修小補，絕大部份不屬於四大界別的選民，無論直接或間接，均仍然無權提名，這便是不平等，是人大框架有虧公義的問題之一。
無論是《中國憲法》(第33條)或《基本法》(第25條)，均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條款，可是，若按人大框架制訂特首選舉的制度，則明顯違反了這些人人平等的條款。只看人大框架，或者《基本法》第45條，以為就有了所謂「憲制基礎」，可謂大錯特錯，因為按人大框架所設立的制度，必然違反平等，有虧公義，不能為文明和進步的香港公民社會所接受的，所以說，人大框架是缺乏憲政基礎的。(2014.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