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過80年代「社會主義自我改革」終結了革命世紀的多個敝病，當中對50、60、70年代的批判議題包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價值規律與商品經濟」、「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等等。1989-1991年的世界性巨變將中國推向市場時代的「90年代」，重新定義「政黨」、「國家」、「群眾」等等上世紀中耳熟能詳的範疇。而帶動這個過程的並非80年代邏輯的延綿，卻是全球化經濟市場的興盛、衰落以及轉型。
而這正正就是我們探討香港政治問題的一大理論關隘——若果依然透過八九學生運動之中「民主對抗極權」的邏輯審視香港之於大陸的關係，而不能具體地勾勒甚至闡述兩個地方之間政治經濟的相互作用，不免錯失了真正構造香港民生環境的市場因素——而這不單是香港社會運動界論述的盲點，亦同樣是中國回應香港問題時的失敗。我在這裡批評的正是「中國夢」、「民族統一」、「港人心繫殖民」等等的官方或半官方論述。
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的「愛國標準」在此也同樣不是分析問題的有效觀點：中國既以多元民族體系自居，就應從具體的政治性範疇論述黨–國體制之統一性。歷史上，尤其是抗日戰事時期，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乃相輔相成。但如今國家在全球市場作用之中重新階級化，多個工種如知識份子、學者、媒體工作者皆如馬克思所描述般變成了「出錢招雇的雇佣勞動者」，例如，當香港報紙抹黑佔中示威者時，那並不是「愛國商人」的「愛國」表現，而是「商人」收錢說假話的雇佣作用，可見愛國價值不是被市場邏輯取代了，就不過是一個包裝買辦關係的藉口。
經歷了90年代以後，過去香港於改革開放之中海外集資的角色已經轉變，它現在實際上是大陸資產階級轉資海外以行動反對國家規劃經濟的中間買辦，亦同樣是小資階級利用低關稅政策漏洞搜購、炒賣奢侈品的主要渠道。在以上兩個原因之下，香港充斥大量市場不能吸收的熱錢，急劇加速再生產關係被私有化的過程，使港區物價暴升，造成民生受阻之餘更違背了當初設立「兩制」的基本原則。所謂「中港矛盾」其實正正就是，社會主義在自我改革市場化後，大量資金逃港外流所造成的經濟現象。在這個層面上看，香港問題並非民族一統性問題，而是社會主義自身如何平衡經濟特區之中逆流資本的問題。
談到這個香港經濟的問題，則不單是香港之中的階級問題，如財富如何掌握在四大家族手裡或是青年沒有出路的問題。那就是說，不是有沒有福利主義保障最基礎社會存在的問題，也就是說，資產階級民主的社會民主制也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核心。相反，上述香港經濟問題是指香港作為中國的開放渠道，由於無法管理自身市場弱點，被流動資本充裕的國內有錢人用作為「重新階級化」的手段。因此，「民主」與否，這不只是本港民生問題，而是跟中國「打黑」等等一連串大問題相通的一個階級趨勢性質問題。
文 / 黃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