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疾人士福祉與政改關係可見：《來自弱勢的呼叫，殘疾人士就人大對真普選落閘的聲明》
最近與一些殘疾朋友討論政改，其實很多殘疾朋友也很關心，關心的下一步，邀請他們參與社會運動(也不是去飲，只是如遊行集會撐罷課等)，得到的回應，卻令我驚訝和有很多思考。很多殘疾朋友說，擔心在社會運動走得前，會無左傷殘津貼，無左交通優惠、無左公屋。我追問，究竟是誰讓他們有這樣的感覺，他們也說不清是政府職員的說法，還是江湖傳聞。
不過，不論來源是甚麼，也足證障礙殘疾人士參與政治的，正是政治。這一種參與社運與社會福利掛勾的信息，不論是否真確，是另類的白色恐怖。不過筆者認識不少積極參與社運的殘疾朋友，其社會福利一直沒有受到影響。也許社會也會有一種想法，如果社會服務受眾，受惠於政府和社會資源，又何以批評政府、批評服務不足？這裡涉及的，是我們分析弱勢群體和社會福利的意識形態。
香港社會福利的重大發展，源於六七暴動，當年各項服務的迅速發展主要為了讓年輕人「釋放多餘的精力」，推動「社會向心力」。無疑在2014年的今天，我們可以輕易指出這些是河蟹的社福政策，只是當年社會又真的變得「和諧」。不只香港，事實上國際社會以社會福利作為社會控制，有很長遠的歷史，也有其理論基礎。馬克思亦視社會福利為修補資本主義，推動社會控制，讓弱勢群體不影響社會運作為目標。在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福利制度，談服務、談個人、談家庭、談和諧，加上外判制度、服務競投、整筆過撥款，社會工作失去社會面向和權利面向，走向專業化和臨床化。這些發展，磨滅了社工最核心的信念，社會公義。當服務不談社會，服務使用者所承受的變成是自身的問題，把社會問題個人化，致服務使用者也不懂關心社會和批判自身面對的處境。當「受助者」的身份被不斷放大，「社會公民」的身份被不斷壓抑，弱勢群體連自己的社會政治參與權也自己放棄。這裡已沒有談因工時長、工資低、服務不足、生活困難作為考慮因素，因為社會福利被去政治化已是原罪。
可能拉扯到很遠，回歸到政改上的討論，如政府視社會福利為社會控制的工具，事實上不單殘疾社群和其他弱勢群體的政治參與受限，事實上社工便淪為了幫兇。但如果更多社工可以重回權利角度，重扣民生、民主、自由、公義的信念，對抗政制不公，同時對抗社福制度的不公，渴望會有更多出路。自由，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選擇地區領袖的自由，選擇如何參與社會和政治的自由。
社會福利，其實是一種權利，一種基本人權。褔利權與生存權、發展權、工作權、教育權等，都是在世界人權宣言當中的權利。如果以權利角度出發，提供社會福利，其實並不影響服務使用者的公民身份，服務使用者有權也應得到協助參與社會和政治。社工對人的福祉的分析，除了解決個人面對的問題，也有對人身處在社會中，面對社會制度的問題，爭取公義和民主制度，也是社工的責任，更有責任使服務使用者在不同程度上能夠參與，落實組織工作和充權，挑戰社會不公，不作社會控制工具。
繼續上路，與殘疾朋友繼續談政改，討論不同程度的政治參與方式，畢竟殘疾朋友有身體上的限制，不是個個都可以去飲。
文：盧浩元(文筆不好的一個小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