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傳道書有一段是這樣說的：「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在香港，我們也是「擺酒有時，去飲有時；公民抗命有時，佔領中環也有時。」
在別人慶祝國家的大日子時，我們也會在中環擺下一場爭取香港民主的盛宴，歡迎所有支持民主並願意為達此目標而有所付出的人來赴宴。即使你只是想來觀禮，也是無任歡迎。
萬事可能都有一條肉眼不能見的規律，或是有一些表面看不到的不變元素主導着事情的發生及發展。故我會問為何香港會在此時此刻出現這場可能是筵開千席的「民主盛宴」呢？還有，即使代價不低且也難料成效，有甚麼因素令那麼多人在苦思後還是決心要來赴宴呢？
港人由上世紀80年代已開始爭取建立民主的制度，這是源自香港在70年代的經濟及社會發展，也就是在現代化的歷程中，已在香港培育了一批對民主有訴求的港人。但當時可能只是局限於社會內年輕、開放、高知識水平的一群。他們是社會內的少數但卻在社會內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們可說是香港第一代的民主派。也是因他們的努力，在《基本法》內才有普選是特區政制最終目標的規定。雖然未能爭取得到在97年回歸時就可以建立起全面的普選制度，但有了最終能達普選的目標，而那時候的理解是回歸後的十年就可以實現這目標，故香港支持民主的人士還是願意多等十年。
回歸卻未能真的讓港人感到「一國兩制」下有真的「港人治港」，而只是由中國共產黨所委派的港人來治港，在欠缺由公平選舉制度而產生足夠的認受性之餘，又因連番管治失誤及失效，令對民主普選有越益強烈訴求的港人，由上一代較集中於社會精英及知識分子的一群，擴散到社會的不同階層。在03年反二十三條立法的七一大遊行後，對民主有強烈訴求的港人的層面越益擴闊。受現代化及全球化的加深影響，香港積極的民主力量在不斷壯大中。不論是來自中產或基層，更多人都對還未能實現普選的目標也感到越益不耐煩。
面對這轉變，中國共產黨不是盡快落實普選的承諾，反是要把實行的時間推後。分別在04年及07年，中國共產黨先後把原先應實現普選的時間延後。但在香港社會民主聲音越益提升下，中國共產黨也不能不定下一個明確的時間表，特首可在2017年由普選產生，之後立法會可由普選產生。
回應中國共產黨的拖字訣，香港民主派出現了分歧。在2010年政改的紛爭之後變得更凸顯，民主派已分為了溫和派及激進派。原先激進派以街頭行動為主的爭取策略，並未得到主流支持民主的市民的認同。但隨着港人越益覺得中國共產黨對履行普選的承諾是缺乏誠意，令街頭的抗爭行動變得更頻密及得到更多人的認同。中國共產黨在政改問題上展示的強硬態度，也令溫和派單純以議會及談判為主的爭取策略，相對上顯得作用不大。
到了2013、14年時，港人已等候實現普選的目標近三十年。現實政治令香港新舊、溫和激進的民主派人士，都明白只以議會及談判是不足以爭取得到民主普選，而必須與街頭的抗命行動有機結合，才能增加成功的機會。和平佔中提出「公民抗命、萬人佔領中環」能很快得到各方民主力量廣泛支持，就是有着這背景。
到了人大常委會作出了「落閘」的決定，肯定了中國共產黨一直說的普選，只是候選人要經篩選的中國式普選，而不是有真正選擇的國際標準普選，各方民主力量更明白以街頭抗命去爭取民主普選，無論成效，都是不能迴避的必經之路了。佔領中環並不是爭取民主的最後一着，而是新時代的民主運動的第一步。在第一次佔領中環發生後，香港的民主運動必會進入一個新時代，但一切還要看第一次佔領的規模及進行的情況，才知道以後的發展方向會是怎樣。但無論如何，佔領中環肯定會是香港民主發展，繼03年七一大遊行後的一個分水嶺。
社會轉變可能是源自一些社會內的因素，如社會經歷現代化及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價值轉變；但也會是因各持份者所採取的行動或決定，引發其他持份者的連鎖反應，而產生的社會轉變動力。在那一天，我們會看見「民主盛宴」在中環出現，就是因香港在過去三十多年所經歷過的社會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