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自《蘋果日報》
近日社區組織協會公佈了一項有關貧窮家庭兒童的調查，當中提到八成學童沒有自己書桌做功課，引來了作家健吾的注視和評論。有見及此，遂撰《健吾，請你搞清楚，問題不在書桌！》一文評析之。此文一出，果然一石擊起千尺浪，有一位名為小妤的作者在《熱血時報》嘗試反駁鄙生，說明書桌不是「必需品」（Necessity goods），以及「自力更生」的重要性。看見作者如此超凡卓絕的理解能力，以及完全捉錯用神的反駁，簡直令人拍案驚奇。
問題在沒位放書桌
為甚麼是捉錯用神呢？在上一篇文章中，鄙生已很清晰指出社協的訴求，是敦促政府加快公屋興建速度，解決貧窮戶的住屋問題。現在的問題是，那些貧窮家庭不是有沒有錢買一張書桌，而是他們的家……沒‧位‧置‧放‧書‧桌！
作者小妤拋出一大堆高中經濟學知識，去論證書桌不是「必需品」，不過這更讓人懷疑她根本連當日的報導和鄙生拙作都沒看完。她是否想告訴大家，因為書桌不是「必需品」，所以貧窮戶家庭平均居住面積只有101呎就沒有問題？現在貧窮家庭面對的問題，是政府即便為貧窮家庭每人購買一張新的書桌，他們的家也放不下，作者跑去論證政府有否義務為貧窮家庭每人購買一張新的書桌，有甚麼實質意義？
上篇文章標題為何叫「問題不在書桌」，是因為「八成貧童無書桌」只是用來凸顯貧窮戶的擠逼居住環境的指標，以及這種環境對貧窮戶學童學習的負面影響。誰不知道他們沒書桌不能在飯桌和睡床上溫書做功課？難委有些人像發現新大陸一樣提出這種天才建議，現在那些貧窮戶學童不也正在這樣做嘛？
是故，問題的重點，一直都是人均3.3平方米的居住環境算否擠逼嘛？即便他們放學後跑去圖書館自修，居住環境擠逼的問題還是解決不的，更不要說作者不斷叫人不要依賴政府之時，那些公立圖書館其實也是政府花公帑和經營了。
有趣的「必需品」定義
文章更有趣的地方，是作者對於「奢侈品」的定義。需知道社協不是要求政府為貧窮戶住豪宅，而是快點搬上公屋﹔另外，將現時人均面積5.5平方米或以下的住戶列作「擠逼戶」的，是政府的房委會。作者既然說得公屋有如「奢侈品」一樣，倒不如先說說現在的公屋單位有多「奢侈」吧？
另外，如果我們用作者分辨「必需品」和「奢侈品」的三個原則的話，相信連教育和住屋都是她眼中的「奢侈品」：
（1）人沒得住沒教育，不是不能生存；
（2）沒得住和沒教育，是可以在生活很艱難的時候割捨
按照這個邏輯，香港現時的義務教育和公共房屋是「奢侈品」，政府不少公共資源，如基建、文娛康樂設備也可以算作「奢侈品」，而作者又認為政府沒有義務為居民提供「奢侈品」…這是否意味著她反對政府興建公屋和義務教育政策、應該把球場、圖書館全數關掉？
文章又不斷鼓吹「自力更生」，高呼「想要，就自己去爭取，不要靠別人給你」。作者是否忘記了香港納稅人口只有約190萬，那些沒有交直接稅的港人，也或多或少使用著政府用公帑補貼的公共資源呢？作者那一句「自力更生」，有否明示或暗示沒交稅的港人、幾百萬公屋居民，都是不交稅白吃公帑呢？
欠缺宏觀眼光看民生問題
歸根結底，作者或持類似論點的人，問題不在甚麼「涼簿」、「魚蛋論」，用這些道德判詞批評他們，也沒有實質意義。因為問題的核心，是他們不懂得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去觀察香港的民生問題，而且忽略了這個社會總會有些人，因為際遇或者其他因素（如：經濟轉型），而令他們即使再多努力也無法改善生活水平的。
以香港為例，香港七十年代沒有普及教育，而五十至八十年代是工業化時期，八十年代後工業北移後經濟轉型，這批製造業工人也因此出現結構性失業（structural unemployment）；即使他們之後再獲聘用，也只能從事低技術工種。又例如香港轉型成為知識型經濟後，沒有讀書天份的年青人，很早便被香港帶有精英主義色彩的教育制度淘汰，而香港經濟結構比較單一，大部份人也只能從事技術含量要求不高的內需服務業。若將一些貧困人士說得不想「自力更生」，這是不公道的說法。
至於住屋問題，這幾年香港樓市過熱、房租年年攀升，不少人的工資根本追不上通脹，即便是接受過大專教育的白領都叫苦連天，何況主要靠低技術工作謀生的貧困家庭？如果有人認為單靠鼓吹「自力更生」，便可以解決香港貧困家庭、乃至全港人的住屋問題，引用網上術語，那人的想法真是「離地」。
福利的功能
最重要的是，有些人似乎不太明白福利制度的主要功能。撇除所有道德光環，福利何解又被人稱作「社會安全網」，因其主要功能有三個：一是濟弱扶傾、二是授人以漁、三是「維穩」。有些人尤其是經濟右翼和商界，都不明白「扶貧」和「維穩」其實是一體兩面，建立健全的福利政策，有時反過來對管治和營商環境有利。
我們以港府的公營房屋政策為例，它是在石硤尾大火後才開始大量興建徙置區的，為甚麼？因為大火後有很多災民流離失所，而當時又有不少難民從內地湧入。俗語時常有云「安居樂業」，貧民若立錐之地也沒有，何以安身立業？只需解決了貧苦大眾的基本住屋需要，才能釋放他們的生產力，同時也促進了社會的安定。這也從某程度解釋了，為何一直主張「積極不干預」的港府，自五十年代後卻一直致力興建公共房屋從不間斷，因為這是一種雙贏的「維穩」政策。
經過時代變遷，公屋的居住面積和環境確實比五十年代好得多，雖然可以放得下書桌，但肯定跟一般人所理解的「奢侈」佔不上邊。例如：新和諧式公屋的二至三人單位， 室內面積大約是 22平方米 ，配予三或四人家庭的一睡房單位，室內面積也不過約 30 平方米，換成平方尺也不超過400尺（數字來源）。現在已踏入21世紀，香港在2013年的人均收入達295,701港元，如果還有人認為港府的公屋蓋得太「奢侈」，或者覺得將公屋只需蓋得像難民營便維持了貧困家庭的「基本的生活水平」，這將會令香港鬧出國際笑話。
教育與社會流動性
福利另一個重要作用，便是「授人以漁」，即是脫貧。要協助貧困家庭脫貧，單單令福利「基本的生活水平」是不夠的，還要讓他們享用一種沒它不會死的「奢侈品」，那就是教育。或者有些人會覺得這樣說很功利，不過資助教育確實有著增加社會的向上流動性（upawrd mobility）功能，尤其是現今的知識型社會裡，要解決跨代貧窮的問題，最有效的方法仍是投資教育。不論是教育學費的直接資助，興建圖書館、球場這類文娛康樂設備，抑或是健吾或者這位小妤很在意的那張書桌，或者社協為貧困戶爭取一個放得下書桌的家，其實都是在投資教育。事實上，即便任何一個經濟右翼，也不會否認投資教育乃是為社會培育人力資源、提高社會整體競爭力的不二法門。
結語
總括而言，作者小妤嘗試用經濟學角度去論證書桌不是「奢侈品」，在現今立場取代論述的網絡環境中，已屬難能可貴。可惜的是，社協爭取的主要是加快興建公屋的速度、加快安置貧困家庭上樓，讓他們擁有一個放得下書桌的家。此外，即使用作者的定義，將免費教育、公共房屋、圖書館、公園、乃至她和健吾最在意的書桌，全數納入「奢侈品」，又即使我們用最功利的角度去審視香港的福利網，為貧困家庭提供某這些「奢侈品」，其實也是符合投資回報的。
話又說回來，當作者在《熱血時報》批評社協幫助貧困戶爭取公屋之時，我想提醒一下她：跟熱血公民關係友好的黃毓民議員，曾在上年在立法會發言表示「公屋供應已經逼在眉捷」，要求政府加快尋找興建公屋用地，以及建議輪候公屋的貧窮家庭提供租金津貼，也曾多次建議政府每人派一萬元。按照作者的邏輯，若果社協是「剝削了他們親手爭取和實現夢想的機會」，請問黃毓民議員又是否「打從心底就把這些所謂出身貧窮家庭的人看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