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社區組織協會公佈了一項有關貧窮家庭兒童的調查，調查顯示近7成受訪家庭居住環境擠逼﹑整體收入偏低，當中提到八成學童沒有自己書桌做功課。沒有書桌這個問題，似乎觸動了專欄作家健吾的神經，他在社交網站facebook發表評論，憶述自己中三前都沒有書檯，大學前均睡父母上格床，最後以反諷的意味表示「關心弱勢社群不可質疑」。
這種論調驟眼聽起來，仿彿蠻有道理，細心一想又會覺得似是而非。究竟這種說法有否問題？問題在哪？這將是本文所探討的課題。
個人成就≠整體情況
我們用回健吾先生談到沒有書桌的問題，論證一下這種論調有否存在甚麼矛盾：
首先，健吾先生現在可以算作成名利就，不過他以前的生活環境如果從小有書桌，成就會否比現在更大？由於時光不能倒流，歷史沒有如果，我們無法得出結論，但也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居住環境擠逼會影響學習成績。
其次，即便健吾先生個人並沒因居住環境擠逼會影響學習成績，也不代表所有人不受影響。以當年健吾先生的會考升學制度為例，2006年122,078名投考會考，中六學額只有32,000個，高考成功獲派大學學位在2006年是72.5%，等於二萬多個。究竟有多少人跟健吾先生的居住環境一樣擠逼，又跟他當年一樣考進中文大學呢？只要再查查香港的貧窮戶數字，我們大概可以推算出來。
其三，如果要用一個人的成就，去否定環境因素對所有貧窮戶的影響，我們必須看看他現在的成就，有多少是因為機緣巧合而來。用回健吾先生作例，我們要同時看學術成績跟他差不多﹑甚至更高的人，他們在香港的名氣或收入也是差不多甚至更高。如果不是，我們便不能用一個例外（exception），去全盤否定居住環境擠逼對個人學習﹑生活乃至前途的影響。
其四，健吾先生本人士否滿意自己中三前沒有自己書桌﹑大學前睡在父母上格床？他是否也覺得那時的生活環境擠逼？如果他不覺得當時的居住環境有問題，為何又投訴那時的居住環境沒有私隱？
「8成學童沒書桌」只是標題黨
最重要的是，社協這次調查主要是披露香港整體貧窮戶的居住和收入情況，當中提到平均居住面積﹑人均居住面積﹑居住單位類型﹑家庭平均月入，租金佔入息比例，8成學童沒有書桌只是其中一項指標。可見，這其實一篇社協敦促政府加快公屋興建速度，解決貧窮戶住屋問題的報導，報紙拿「8成學童沒書桌」說事，某情度上只是吸引讀者眼球的「標題黨」而已。健吾先生從事傳媒工作多年，如此傳播技倆，又怎可能不知曉？
是故，健吾先生如果想用個人的經歷，意圖否定居住環境擠逼對貧窮戶的影響，是站不住腳的。問題的重點只有幾個：（一）現在貧窮戶的居住環境算否擠逼？（二）社協調查數字的準確性，是否如實反映香港整體貧窮戶的情況？（三）貧窮戶這種擠逼的居住環境需否改善？
當然，如果說有人相信自由市場，認為無形之手（invisible hand）可解決所有需求問題，因此覺得貧窮戶即使生活環境多差，政府也不應興建公屋干預樓市，這樣批評社協，尚可同情地理解。然而，若有人對於自己當年的居住環境也感不滿，名成利就後卻擺著一副「鬼叫你窮」的嘴臉，批評其他人協助其他貧窮戶改善居住環境，那便有種「媳婦熬成婆」的心態了。
「存在」≠「合理」
話又說回來，大家不難發現，這種「媳婦熬成婆」的心態，充斥著整個社會。我們街頭巷尾不時聽到一些五﹑六十後教訓新一代不肯吃苦﹑要求多多，然後憶述當年生活苦況。有些時候你更會聽到一些維園阿伯，利用英國當年也沒給香港普選，從而否定香港的民主訴求。
個人認為，這種論調的基本問題，是一種訴諸傳統（argumentum ad antiquitatem）的謬誤，以前如此所以不變沒問題，從而覺得存在即是合理﹕以前政府福利網不健全，貧苦大眾生活苦，現在香港經濟發展了，福利制度還是應該原地踏步嘛？以前殖民政府不願還政於民，現在香港回歸了祖國，還要沿用英國政府的殖民管治方式嘛？
如果人類沒有追求進步和完善的動力，我想，我們現在還是跟像原始人一樣，繼續住回山洞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