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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關係,是愛情啊》:談韓國的精神病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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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韓國熱播的電視劇《沒關係,是愛情啊》,當中的最大賣點當然是劇中多位角色集合起來的有趣化學作用:趙寅成、孔曉振、成東日、李光洙。有的演情深角色經驗豐富、有的是搞笑能手,各位都是獨當一面擁有性格的戲劇人,能夠聚起來拍劇,單看組合已很吸引。但更值得各韓劇迷留意的,就如導演金圭泰在訪問中說到:「這是一套在韓國需要存在的劇集」。

為什麼這是一套需要在韓國存在的劇集?這是與《沒關係,是愛情啊》中談論的社會議題有關。這套劇集,是以心理醫學為題材,以人氣推理小說作家張載烈(趙寅成飾演)與精神科醫生池海秀(孔曉振飾演)之間的相處與相愛,探討背負著精神病與創傷的人如何克服心理阻礙,也是韓國國內首部關於精神科醫學的電視劇。

故事中飾演女主角的孔曉振,原來曾經在上月拍攝劇集下班後,回家時遇上三車連環相撞意外後受傷。皮外傷事少,更大問題是她後來變得無法安睡,而且對於坐車產生恐懼,幸好及時就醫,找心理醫生治療問題後痊癒。孔曉振或許是勇敢的少數,不少韓國演藝圈中人雖然知道自己因工作或家庭壓力,產生了精神健康問題,但很多也是礙於公眾人物等社會歧視,放棄治療,最終因壓力所逼而自尋短結。不單只是藝人,早陣子韓國軍隊發生的軍人因精神壓力殺死同伴事件,已可見出精神健康問題對韓國當下社會來說,已是一大潛藏危機。

韓國精神壓力問題現況

工作過量、工作壓力過大、過度焦慮、高離婚率、學生讀書與考試壓力大、高自殺率、過度飲酒 … 這都是當下韓國社會面對的嚴峻問題。問題的起源,先是傳統社會結構,自80年代韓國經濟起飛以後,不少社會價值慢慢被瓦解。90年代韓國追趕著全球化步伐,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與物質需求,使不少韓國人成為拜金與拜物的追隨者,再加上新自由主義經濟結構下,人與人因為工作壓力與社會競爭越趨白熱化,卻欠缺應有的空間與時間處理心靈上的需要,或是關心身邊的家人與朋友,久而久之導致韓國社會此籠罩著一股只會令人情緒低落的低氣壓。

在韓國社會裡,現在每一天,平均就有50人選擇自殺來了結生命,當中不乏是公眾人物,如藝人、政治人物與商界人士。他們當中,近80%的自殺原因都是與心理與精神壓力有關。

然而,大部份面對著精神壓力的韓國國民,都不會選擇主動求醫,現在每100位被診斷出患有精神健康問題的病人,只有15%曾經向精神科醫生求助,這與韓國文化中,還是對以較西方精神健康病學來處理心理與精神壓力,仍處於保守狀態有關,有些人對精神健康有問題的患者,更會視為與犯人同樣的負面人物,予以歧視。

一直以來,韓國人也於一種奇異的社會風氣下受到壓抑,就是社會不接受,有人把自己的私人問題在公開場合交代,尤其關於自己患病的事,多不會主動跟其他人聊起,他們多被告知要以個人力量把它克服。因為他們認為,如果到醫院找精神科醫生求醫時,會被別人歧視是有問題的人,就是這份恐懼,一般人也比較被動,不會選擇去找精神科醫生求助。

而且,在傳統儒家社思想的影響下,忍耐與克己便成為韓國社會的主流價值,因而個人在這個極重視群體團結的社會中,價值一直不高。為了顧存大局與不想丟家人的面子,患有心理與精神健康問題的家人,一般都不情願與朋友傾訴。

所以,面對精神壓力時,有些會選擇以運動減壓;有些會選擇借酒消愁,慢慢變成酗酒;有些則選擇沉迷在互聯網上,找傾訴對象。在韓國裡,昔日曾經廣受大眾歡迎的民間宗教 - 「巫教」(Shamanism),近年有再次隨著精神壓力在整體社會彌漫下,有復興跡象,迄今為止,韓國有30萬巫教報信徒。

巫教在韓國傳統社會時深受民眾信賴,他們認為在神祠,巫師會在人神之間建成為橋樑,把神的旨意帶給平民,也將人的願望上奏天神,並負責許多精靈受福或消災的工作。因而,不少迷信的信眾相信,要多依靠巫師,透過崇拜動物、怪岩、奇樹等存有精靈之物,來趨吉避凶。時至今日,不少在時運上不如意的人,都會選擇找巫師求助,有時他們要在走在刀片上,有時他們會跟依附著榭精靈的老樹對話,都是希望在他們精神與心理壓力中找到出路。

趨吉避凶可能算是迷信,不能盡信,但就算是他們願意向精神科醫生求助,也不代表他們會到正規醫院。因為一般韓國患有精神與心理健康問題的病人,雖知道要付上高昂的醫療費用,但他們也多只會到一些私人醫務所找醫生,因為所有曾經向醫院精神科醫生確診患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都會在他們的病歷紀錄中寫上「F」作標記。不少病人因為不願意被標籤,影響形象,更因為擔心有些保險公司會以此來增加保費,所以大多不會到醫院向受醫療津貼補助的精神科醫生求診,因而導致諱疾忌醫的精神病人越來越多。

而且,不少韓國人對這種從西方傳入的心理治療精神健康方式還是抱有保留,質疑為什麼我們要給錢別人跟自己聊天,而且花費也不便宜。因而,至今為止,在韓國裡,患上精神病的人,仍是備受歧視。

西方精神醫學在韓國的歷史

雖然至今,韓國人對以西方精神醫學來治療心理壓力問題仍不屬社會主流,但其實早於20世紀初時,韓國人已有接觸西方精神醫學的經驗,甚至有傳說指更早於1645年昭顯世子時,韓國其實有開始研究來自西方的神經系統醫學。但無論如何,於1899年起,當時的大韓醫院早有把精神問題列入醫學課程中,更於日本殖民朝鮮半島初期,在「朝鮮總督府醫院」建立精神治療科,也建造了一間可以隔離35位精神病人的治療所。所以,對於韓國在精神醫學現代化的發展,其實日本在朝鮮半島的殖民地期間也帶來極大貢獻。

當時,不少行為異常的,如偷竊、打鬥、貪污舞弊、恐嚇他人與跟他人私奔,都被醫生列為有精神問題。這些界定,都是來自一批從日本移居來到朝鮮半島的精神科醫生,在西方 (特別是德國) 受西方精神醫學教育後,來到朝鮮半島為韓國人開拓此方面的發展,當中尤以日本精神病學神經科專家吳秀三與森田正馬最具代表性。

縱然在日治時期,韓國的精神醫學現代化獲得高速發展的機遇,但原來這些設施都只是服務在朝鮮半島生活的日本人,一般韓國人未能受惠。而且,在「朝鮮總督府醫院」的精神治療科裡,也絕少聘用韓國人作為醫生與員工。因此,有見及此,當時在另一所擁有精神科部門的醫院「廣惠院」,一名叫Charles McLaren的澳洲藉精神病醫師,決定訓練一批韓國人成為精神病學醫生,並在朝鮮半島推動,有別於日本的較人性化的精神治療學革命。

就在Charles McLaren悉心訓練下,李鍾哲成為韓國首位全職精神病學神經科醫生,但由於他於1945年離世,而且另一位精神病學醫生沈浩燮也於同時期轉至內科,另外後來爆發的太平洋戰爭,也迫使Charles McLaren 因逃避戰火回到澳洲,韓國的西方精神醫學發展也被迫中止。所以,於1945年前後,韓國整體只剩下13位精神病學醫生。

日本投降後,韓國取得國家獨立,但資源緊縮下精神病學也要暫時放輕發展步伐,一切直至1950-53年爆發的韓國,卻為韓國精神病學發展帶來新憧憬。當時,因為美軍的參與,不少韓國精神科醫生獲得與美軍軍營中心理醫生合作的機會,而且後來有一批醫生更被送至美國留學。他們回國後,便成為戰後韓國精神病學發展的中堅動力。

60-70年代起,韓國跟隨西方精神病學的趨勢,推動發展臨床心理分析精神病學,更透過數據統計,開設研究自殺心理的學術中心,協助韓國精神病學的進步。踏入80年代,因為一套在KBS電視台播放有關精神病患者紀錄片的影響,踢爆了精神病庇護中心,幫助克服精神病的不足,誘使了韓國政府下定決心,把庇護中心轉型為精神病療養院,更也於1986年在國會通過了《精神健康法》,希望改善治療精神病人的醫療條件。

可是,自90年代起,韓國經濟步入更進一步的私營化,政府把新修訂的《新精神健康法》定位為要減省健康與福祉部的開支,不少病人因而要自己負擔更昂貴的醫療費。但另一方面,此新法也提出了社會心理服康計劃,透過以社區為本,回歸以地區資源,建立更貼近民眾需要的精神病協助中心,把精神病學的社會參與層面制度化。

時至近年,為了給予精神病一個較正面的形象,韓國精神科協會也把它們的名字,從「精神科」改為「精神健康醫學科」,用意降低社會對精神病與病人的不要得歧視。當然,雖然今天韓國已經擁有超過200多間精神病協助中心,但眼見不少精神病患者依舊提心吊膽地到醫院找醫生求助,有些更會諱疾忌醫,使韓國因精神壓力而自殺的人數與日俱增,便知道要扭轉現今韓國精神病問題,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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