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看待「反佔中」，恰恰不是隨反佔中的政治頭人們的論述與訴求打轉，反而是認真指出它的空洞性，並認真看待「反佔中」的參與群眾。
缺乏集體價值的（不）統一陣線
據報導，遊行參與者有的疑似因為收錢，有的受訪時表示支持普選但反對暴力，有的來購物，也有的跟著公司或商會團體一起來，其實也不清楚目的與訴求（或答錯媒體問題變成支持佔中）。許多團體包車前來，中午還先在酒樓飽食一頓，不少人遊行中途便改搭港鐵離去。支持公民提民與佔中的評論，也習慣反應式地借參與者缺乏民主價值與理性的上述各種行為，來凸顯遊行的空洞，進而建立己方與建制派之間的政治水平與敵我關係。
但是，換個角度想，其實多數遊行除了自發上街，很多參與者是與公司、朋友、學校、社團等一同參與，而大規模動員的群眾活動，往往需要訴求是抽象、甚至空洞的修辭口號，這樣才能盡量涵蓋並號召不同參與者，而嘉年華式的遊行集會，參與者消費更是一部分（例如募款），同時也帶起附近商家（例如餐飲業）的生意。所以，以形式來看，反佔中遊行看起來也不特別奇怪，只是群眾行為與遊行之間，似乎有著程度上更高了一些的落差。
更精確來說，從上述看起來與遊行訴求不相符的行為言論，多數反佔中遊行參與者被認為缺乏政治的理性，並沒有清楚的訴求，甚至經過理性（reason）的思辨就來參加。但是，尤其在大規模的群眾遊行集會中，每個參與者其實未必都能清楚明瞭訴求，並且經過理性思辨而來，在大會共同訴求下，參與者有時候更是因為自己對價值是非的信仰、或者同儕之間的影響，基於一種情感認同而發動，理性訴求與思辨也因此往往不是參與行動的動力。
以先前過世的Ernest Laclau對民粹的研究來說，群眾運動（無論左右、自由民主還是法西斯）往往是建立在空洞的修辭之上，對外建立敵對他者，對內形成弭平差異的統一陣線。所以，無論反佔中遊行，還是七一，本來參與者各異，行動以一象徵性訴求，號召群眾，群眾的聚集也是因有著某種修辭建立的道德情感所號召。只是，前述群眾與遊行之間的落差表現出，這遊行的參與者似乎缺乏了對共同訴求的價值認同及情感號召，而遊行似乎也未能形成一象徵性的集體力量，呈現集體的政治意志。
依此來看，「反佔中」、「反暴力」作為這場遊行的象徵性價值，只剩下反佔中的政治頭人的媒體政治修辭，沒有發揮統攝參與群眾差異、形成統一陣線的象徵性效果，而參與者某個程度上更像是員工或商會、鄉會招待旅遊，來港島散步打發時間而來。保普選反暴力的反佔中統一戰線，因此顯得縫隙重重。
政治忠誠秀與去政治化的政治
這縫隙落差重重的遊行意味著什麼？從遊行的性質來說，這只是政客的政治忠誠秀。從反暴力佔中的簽署行動開始，其動員群眾的方式是透過街站，請人簽名，但缺乏例如商討的溝通辯論。其重點只是希望在短期間取得人數的勝利，並不重視疏理簽署者的政治立場、情感、參與等。這樣性質的運動，作用無非只是想與支持佔中進行媒體論述上的權力大小比拼，群眾對於發起者與建制派政客來說，只是力量的數目，藉此他們演出一場對北京政府交代忠誠度、以及展現他們政治能耐的秀（能掌握多少支持中央的群眾基本盤與政治鬥爭能力）。不僅錯把民主只當多數決定的暴力，同時群眾只是他們的政治工具。
以參與群眾來說，這場政治性集會的群眾動力，反而是去政治化的動力。總括來說，群眾上街像是場員工或商會、鄉會招待旅遊，來港島散步打發時間而來，有的泛泛而言反暴力，有的未知理由。容我粗暴的形容，推動著他們前來今次的政治遊行場合，正因為他們不希望日常生活有著政治的打擾，不要暴力、要安穩，工作做好、日子過好、不要搞事，即將自身的生活去政治化，而遊行的主要形式包裝，恰恰像是去政治化的旅遊行程，企圖不帶有政治性的衝突張力。
但是，這去政治化的集結，則又是透過軟性看似非政治性、但卻帶有政治影響的團體結社。這些結社包括商會、同鄉會、公司。在其中，政治不是組織來往主要的內涵，生意交際、工作、出遊、個人家庭福利與家族等等，才是這些團體的關注，透過彼此長期的日常生活利益交換與人際共同情感網絡，換取了群眾在政治上的去政治化支持。其政治化的作用恰恰不在於公民權利與理性辯論等傳統政治空間，而是在日常看似私領域的人際網絡政治中。
所以，一方面政客們利用了群眾向北京演了一場秀，另一方面這些參與群眾不是所謂社運遊行的政治道德價值或運動組織，而是其個人日常生活活動的結社組織為基礎，其在當中的社群利益才是其主要關懷，他的政治取向也取決於社群的政治利益。
「認異」的「與之同行」？
那麼，在反佔中這種縫隙當口，香港民主運動要不要爭取這群「沉默的大多數」，與他們對話，爭取他們的認同？除非老死不相往來，他們可能就是我們生活周遭會遇見的人，鄰居、商店的阿姨、親朋好友。況且，民主也不是我說了算，不是比人多、比拳頭大、比誰比較政治正確，更多時候需要理解彼此差異，建立溝通與理性說服。所以，如果要發展深化香港民主，是需要認真對待「反佔中」的群眾，無法迴避與這群群眾發生關係。
只是，如果我們持續將批評焦點放大在對比人數多寡、參與群眾的理性與否或素質，或者有沒有製造場地髒亂，只是捨本逐末，同樣在複製了誰比較暴力、誰比較和平理性、誰比較文明理性的強弱敵我邏輯，而這邏輯正是今天反佔中發起者與建制派，不斷用來攻擊爭取普選與佔中的武器（或許是唯一主要的武器），只能隨這場秀起舞，也忽略了這群所謂或號稱「沉默的大多數」的政治動力。
如學聯在〈關於反佔中的真人真事〉中，以學生聽見學校工友談起反佔中與派錢的小故事開頭，呼籲關注政改普選、香港民主運動的同伴們：「對於與我們同是雞蛋的她們，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責難，而是同行。『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這句口號，唯有如此理解，才能完整。」在香港動則你死我活的政治運動氛圍下，「同行」不僅僅是個重要的提醒，重新理解與我政治立場差異者的開始，同時也把問題焦點，從群眾的假性對立指向政府。
不過，「同行」作為政治道德呼籲的姿態，看似輕盈，回到實踐卻又是複雜的關係組織。如前述，如果反佔中當中這群的群眾動力，是建立在其日常生活利益的動能與社群情感，反而政治普選不是其核心利益與關注所在，那麼與之同行，僅僅以正義、民主的政治道德情感號召，是難以產生回應其動力。
以學聯該文提到的學校工友為例，與之同行就必須理解到工友是一群常常被忽略、卻支撐著學校得以運行的基礎。與之同行，是需要長期培養關係，重新思考工友的政治利益與日常生活中的社會經濟利益是什麼？如果與之同行，那麼學生會平日與他們建立什麼關係，例如試圖協助他們解決學校勞動現場的利益？這關係中，工友是不是發展成一個集體的組織？這組織能進一步上升為政改層面的討論嗎？工友的組織想要與學生會發展一樣的政治意識與行動嗎？面對彼此差異，如何溝通之間可能不同的政治立場或想像，進而形成集體？
所以，與之同行所面對的政治，不僅僅只是建立在公民權利的政治道德價值的感召，更多是日常政治的集體關係。「同行」的意思是，在試圖形成長期集體關係的過程中，我們如何處理彼此階級身分位置、利益權力大小、政治價值觀等等差異，形成集體的民主共同體。那麼，「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中的人民作為抗爭主體，就不是強權的對反派生物，而是從組織、從「認異」（認可差異、認真對待差異）的與之同行中，行成集體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