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香港貿發局
讀罷香港書展2014年度作家董啟章的感言《必要的沉默》，有幾點感想，如骨骾喉；我既無保持沉默的必要，不妨寫出來給讀者參考。
董啟章的感言有三千多字，主要論點卻不多，讓我先勾勒如下：
(1) 在香港現時頗為激烈的政制爭議中，「語言被徹底地工具化，成為但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攻擊性武器」；例如「沉默」一詞「成為了絕對的負面詞」，而相反的「發聲」，則成了「一個絕對的正面詞」，「最被濫用」的是「暴力」一詞，「被無差別地」應用在「對方任何約制或衝擊己方的強硬行為」。
(2) 濫用語言，後果嚴重，首先「造成人們對現實認知的扭曲，以及對形勢的錯判」，接著「反過來實質地影響各方勢力的互動，改變現實的發展路向，導致自身所欲避免的結果」，然後會『毁滅「以理服人」的文明條件，退入「以力服人」的蠻荒世界』，結果「將會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
(3) 沉默不止一種，作家（和藝術家）面對「嚴苛的現實」時，由於「現實世界的非人化」而「被迫接近那不可言說之物的邊界」，於是「讓沉默進入作品」，「也無法不在現實中選擇沉默」；這「並非冷漠或者怯懦，而是一種選擇」，是一種「更廣義也更深遠的沉默」，在這種沉默中，「我們聽到另一種聲音」。作家即使「沒有進行世俗意義的抗爭」，也可以「以終極的沉默（死亡或瘋狂）為表現形式，不但發出吼叫式的強音，還促成了語言的重現、意義的再生」。
先談第三點。我不會否認「讓沉默進入作品」和「在現實中選擇沉默」可以是作家表達「另一種聲音」的方式，誠如董啟章所言，這是他們的「一種選擇」；然而，既然是選擇，就談不上是「必要的沉默」，就算是「在特定的語境底下」，一位作家也可以選擇以作品直接「發聲」，而不必認為自己已經「接近那不可言說之物的邊界」 — 在「嚴苛的現實」裏，可以出現三島由紀夫，也可以產生喬治歐威爾。
也許董啟章說的「必要的沉默」，是指文學（和藝術）必須容許上述那種「更廣義也更深遠的沉默」，不應該要求作家一定要就現實「發聲」。假如他是這個意思，我當然同意，因為文學應該多元化；可是，我也不得不指出，在「嚴苛的現實」裏，那些選擇「必要的沉默」的作家大多曲高和寡（準確點說，是比一般文學作家更曲高和寡），甚至完全不為人知；反而是那些「發聲」的作家，即使達不到「促成了語言的重現、意義的再生」這麼高的文學成就，至少在當下的現實裏會有些少影響力。在這個意義下，沉默不是罪，但有聲勝無聲。
董啟章的第二點，似是犯了滑坡謬誤，因為我們不見得有理由相信濫用語言一定會有他說的種種嚴重後果；不過，即使那不是滑坡謬誤，也要看被濫用的是甚麼語言、甚麼人濫用、濫用到甚麼程度，而這些問題都是關於他的第一點 — 第一點不成立，第二點也會站不住腳。
至於第一點，有誇張和不公道之嫌。的確有不少人認為「不發聲的人需要被喚醒」，可是，有多少人認為不發聲是「一種過錯，甚至是一種罪」？那些高唱《問誰未發聲？》的人，有多少是在唱出譴責，而不只是唱出呼籲？假如喚你不醒，難道我就要罵你是「港豬」、甚至視你為敵人嗎？「發聲」一詞，又何曾由「表達意見」的意思，『變成了單純的「展示立場」（歸邊）』？我問的這些都是真問題，不是修辭上的反問，而我認為至少答案是不明顯的，不宜草率論定；這種草率論定的態度，也有可能引致「對語言的忠誠或至少是尊重的大規模淪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