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剛在報紙上發表《老老實實，是不是要革命》一文，把佔中公民抗命，等同民主陣營「為所欲為」，要搞「自決」、「獨立」、「革命」，最後「同歸於盡」。
這些話出自行政會議成員，令人更加懷疑他的智力。公民抗命，但不拒捕，反而單方面忍受警察的「合法」暴力，則「為所欲為」一方，只能來自警察，不可能來自公民抗命者。既然如此，演變為流血鎮壓常見，而演變為革命罕見。
和理非，犯和超
舊民運講來講去「和理非」，已經不夠了，已經被新世代超越了，變成「和理非犯超」：犯，就是不怕犯法，以犯法達義；超，就是在政改上不怕超越中共劃定的框框。這是新世代對港人的一大貢獻。現在學生們號召罷課，更是大張港人民氣。這些手段能夠給統治者壓力，但此遠非革命，請黨棍不要肆意抹黑。
你以為自下而上的革命，那麼容易出現嗎？革命須得成千上萬群眾直接行動起來，才成其為革命，不是那麼幾百個人可以「搞」得出來的。但鼓動大量群眾參加，真的那麼容易？自由主義宗師洛克《政府論》下篇指出，有人以為「人民普遍地遭受壓迫和得不到公正待遇時，一有機會就會擺脫緊壓在他們頭上的沉重負擔。…我的回答是，這種革命不是在稍有失政的情況下就會發生的。對於統治者的失政…， 人民都會加以容忍，不致反抗或口出怨言的。」 （《政府論》下篇，224-5節，商務版。網絡版）美國獨立宣言也說，「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願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中譯本）
你以為革命那麼容易鼓動？
歷史上的革命根本不是那麼容易出現的。文革好像不同，從毛澤東在1966年5月16日號召「革命」，不到一年各地已經到處「奪權」。文革之所以不同，正因為它是假革命 – 現代革命是制度改變，不只是「奪權」。革命都是自下而上地，以民主代替原有統治集團。由國家機器的最高領袖（當時毛澤東即使不是國家主席，仍然是軍委主席）發動群眾運動去鬥爭另一派，這種形式更像法西斯主義發動的黨衛隊及群眾運動。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中三個名詞都用錯：既不是無產階級自下而上的，又只有文化破壞，也根本不是革命。
只有當專制統治者的罪惡無以復加，才有官逼民反（註一）。不過，官逼民反還不是革命。出現強烈的群眾反抗在先，但被血腥鎮壓在後，這是常態，因為人民手無寸鐵。只有當人民的犧牲精神，打動了軍警，他們陣前倒戈，與人民聯合，才有革命的發生。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統治集團才比較容易分裂。
這類革命如果成功，通常並不流血很多。流血最多的，往往是不成功的革命 – 統治者要懲罰人民，於是濫殺。其次，流血很多的，是內戰，而不是革命。
革命真的不容易。如果有一天它果然出現，還因為有張志剛這類黨棍逢君之惡，上綱上線抹黑人民，就成為典型的自證預言 – 本來沒有革命，但在黨棍操弄下，結果越防止，它越快來到。
洛克論人民有權革命
基於主權在民的原則，人民當然有權革命，把專制腐敗的統治者趕走。不敢承認這點，就不是民主派。經典自由主義其實標舉革命權，不像港版自由主義那樣連講都不敢講。洛克《政府論》下篇222節指出：
「當立法者們圖謀奪取和破壞人民的財產或貶低他們的地位、使其處於專斷權力下的奴役狀態時，立法者們就使自己與人民處於戰爭狀態，人民因此就無需再予服從…。這一權力便歸屬人民，人民享有恢復他們原來的自由的權利，並通過建立他們認為合適的新立法機關以謀求他們的安全和保障，而這些正是他們所以加入社會的目的。」
美國獨立宣言也說：「當…政府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統治之下時，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並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中譯本）這也是人民制憲，重新立約的重要手段。
「搞」革命不容易，但革命權仍要講
革命是開不得玩笑的事情，要慎重區分「革命」和「革命權」。有權革命，不等於適宜隨便去革；正如有權講話，不等於適宜任何時候都滔滔不絕，不然禍從口出。說話尚需審慎，何況革命？那些輕言革命的人，你得小心是不是黨衛隊式的「革命」。另一方面，雖然現在不是時候革命，然而人民任何時候都應該知道自己的權利，包括革命權。人民只有精神上首先解放自己，才能有意志力去奮鬥到底。其次，民主奮鬥即使有時需要妥協，但先站穩原則，然後才能講策略妥協。中港兩地舊民運之不濟，正在於捨此正途。大家應該記得，1989年部分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下跪求公民權。這其實同部分泛民現在主張，在佔中時，和理非還不夠，還要重演舊戲中臣民自綁以明志那種戲碼，同出一轍。真的，華人的臣民思想遺毒很深。我們只能寄託新世代能夠徹底擺脫這種遺毒，頂天立地做一國一城的公民。
反過來，如果中共真心不想有革命，其實很易，不去壓迫人民，則革命必免。
2014年7月17日
註一：「如果一連串的濫用權力、瀆職行為和陰謀詭計都殊途同歸，使其企圖為人民所了然…則他們奮身而起，力圖把統治權交給能為他們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的目的的人們，那是毫不足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