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月十日，鄭國漢教授（現任嶺南大學校長）約見在學聯舉辦的七一留守遮打道行動被捕的嶺南大學學生，會上我們提出了被捕者的訴求，希望鄭教授確切回應。（相關報導）
當天的訴求為以下四點：
一：肯定學生關懷香港的出發點和爭取普選的理想，全力支持在是次公民抗命行動中被捕的同學；
二：公開要求警方避免暴力對待示威者，要求警方停止政治打壓；
三：公開反對警方阻礙記者採訪，干預新聞自由；
四：順理民意，要求香港政府於2017年落實國際認可、沒有篩選的全民普選
四日後，鄭教授以網誌形式回應（詳見原文），本人僅以個人身分對其文章有下列看法：
一、在會面中被捕者的訴求不全獲回應，例如希望鄭教授對警方不當執法、打壓新聞自由作清晰表態，文章並無落墨。鄭教授作為嶺南大學之首，理應主動關心社會事務，並詳細了解對社會、同學影響深遠的事宜，當中包括是日的留守行動。若以尚未清楚不宜發聲的姿態拒絕回應，這不是立場中立，而是主動逃避承擔責任，企圖以中立的形象拒絕為譴責不義，間接助長更多不公義的事情。
二、鄭教授對行動衝擊法治的理解，我極不同意。
根據原文：「而身為校長，我實在無法贊成同學以身試法。我始終深信，法治是香港社會的重要基石，倘若受到衝擊，後果不堪設想。」，意指當日留守行動衝擊法治，會為社會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從而反對同學「以身試法」，公民抗命。首先，作為校長，保護學生是必需的，同時亦需理解學生的聲音以及對社會公義、良知有深刻理解，才能以身作則、以德服人。鄭教授對公民抗命和法治粗疏的認知，恕我未能認同。首先，公民抗命本身並不存在衝擊法治的觀念，因為參與者是直接違反法例以及承擔當中帶來的後果，這種行徑針對的主體是某條不義條例或，在留守遮打道的例子，是公共秩序和背後的政權。
因此，在留守遮打道的行動中，法治作為一個整體，其實並無受到衝擊；反而在人大釋法、這種人治意味甚重的決策作出時，又不見鄭教授主動譴責當中違反法治精神的荒謬？基於不存在對法治的衝擊，「不堪設想」這種恐慌性的套語談不上適用了。假如公民抗命並不是衝擊法治，那麼鄭教授會否同意這種強調犧牲和追求公義的行徑？再者，在會面時，我已嘗試以馬丁路德金和甘地作例子論證公民抗命的正當性，鄭教授似乎無法理解這種「違法但符合公義」的想法。
三、在此必須給予學生服務中心職員讚賞和肯定，他們委派職員在七月二日親身到達黃竹坑探望同學並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同時與本人有著緊密的資訊聯繫。鄭教授亦在文中承諾給予學生一定的支援，並確保校內所有聲音都得到尊重，這亦是我必需給予認可的表態。
總括而言，我認為鄭教授的回應，相比其他院校，略帶更多誠意和確實的承諾，但亦必須指出，他的想法和逃避的態度無法令人信服，亦令許多嶺南人失望。當然，我能夠明白背景和環境所限，但正如在會面中我再三強調，請鄭教授以一香港公民、教育工作者的角度發聲，正視學生的聲音和訴求，用良心說實話。我期望未來鄭教授能夠更積極地了解社會事宜、學生聲音，並盡可能與我們一起追求公義。
嶺南大學學生會署理會長
羅冠聰
七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