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去年十月，村民在北區區議會見陳茂波
東北撥款就這樣通過了，未能在這件事上為社會、為村民做點事情，實在慚愧。畢竟自己與村民也有一定聯繫，當以記者身份在示威區和議會，礙於身份問題，只能眼白白的看著撥款通過，那感覺實在無奈。
縱然如此，身上掛著記者證，就必定受到記者身份的約束，只能以報導、以評論抒發感受。在這兩個月裡，有人覺得我們的報導很update、很全面，甚至認為民間記者能主導採訪方向；也有人覺得公民報導、公民記者不專業，沒有資格跟所謂「正式」的記者一起採訪。這些念頭，我腦海中交戰了幾星期。
有一些記者、一些人是這樣批評公民記者的：沒有專業的器材、沒有經過專業的訓練、報導立場偏頗、只為理想就不應阻住「正統」記者工作。而這些說話，不只一次聽過。
撥款通過後一天，跑了去看《逆權大狀》。電影以80年代韓國民主運動為背景，講述一名人權律師的故事。不過，我更留意的是主角的舊同學、報社記者李允澤。李允澤是一位為人忠厚正直、對社會不公感到憤怒的記者，但面對報館的自我審查，卻表現得十分懦弱，採訪只為完成報導工作；後來被主角所感染，安排海外記者採訪政治審判、嘗試突破審查(雖然失敗)，重拾對新聞的熱誠和理想。
我很明白記者們在前線採訪的辛酸和困難，尤其是經常與警方衝突的攝影記者，所以以我所見不少民間記者都會對主流媒體記者十分禮讓，先讓其拍攝交差；而我們身為非主流媒體，也不急於拍攝一些各大傳媒都有的畫面。可是，那些認定民間媒體就是偏頗、就是不專業、沒資格當記者的指摘，真的難以接受。
近日認識了一位在港多年的外藉記者，轉職大型通訊社前曾在TVB工作，他說就算是明珠台，自我審查都十分嚴重，近年的採訪自由也不斷在收窄中。
難道主流媒體就不偏頗？電視台的畫面只會無限放大衝突場面、只會見到高官和建制派不斷指摘示威青年，即使人數差距極遠，都要「平衡報導」只有數十人的撐東北集會；在電視評論節目抹黑某一些政治意見。原來這就是中立，這就是審觀？
我對報導的信仰很簡單：為了讓公義得到彰顯，讓世界變得美好。身為記者的確不能以行動改變社會的現況，但我們能透過報導這些社會不公義。讓社會知道真相，也是彰顯公義的一種方式。
寧可去當無薪義工，是因為我很深信記者的採訪權力，是由社會每一位讀者或觀眾賦予，因此媒體是社會的公器，而不是報館或電視台老闆的私器。可惜的時，現實世界並不理想，電視台和報館總會舉起中立的旗幟，為當權者發聲。所以作為公民記者，我們就是要讓無權者發聲。
比起那些大媒體，我們當然沒有公司提供、價值數萬元的相機和攝錄機，手持的可能只是一部頹相機一鏡走天涯－－器材還是私伙的。這也正正是我們不受政團、不受財團影響，我們才能獨立地報導撰寫報導。諷刺的是，在某些人眼中不專業的民間報導，一些主流媒體不會跟進的新聞，有時卻成為了報館引用的材料。
在公民社會裡，接收資訊的方式不局限於主流媒體，而發放資訊的渠道也不應由大財團控制的機構壟斷。每個人都有權撰寫公民報導，每個人都是資訊的平台。當東北發展無人關注時，我們在村裡走訪村民故事；當抗爭升級時，我們在議會內外持續關注。
主流媒體進行片面報導的同時，公民記者就更應在現場提供另一角度，補充主流媒體的不足。這不是誰優誰劣，而是互相補位。
最後一點想說，我這位不專業的民間記者，就讀的正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一間在不少人眼中正統的新聞學院。就當我少不更事，只想在被主流社會感染之前，做一下那位為公義而採訪的李允澤。記者已經不能談工資，難道連丁點理想都不能講？
有朋友曾經勸過我，做民間報導，也許未來沒有機會在主流媒體工作；甚至可能寫完這篇文章，未來三十年都不用在新聞界立足。而我的答案是，義無反願，青春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