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發表《白皮書》，似乎亦是想「一錘定音」，肯定中央擁有多大的「權」︰包括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基本法的修改「權」、基本法的解釋「權」、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權」、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決定「權」，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監督「權」，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的決定「權」，以及向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新授權的「權」力。甚至香港所謂擁有的高度自治權，也是中央具有監督「權」。
「權」「權」到肉，觸動港人神經，《白皮書》就是對香港人說，你們在中央權下。在這樣的口腔，這樣的姿態，難怪有香港人說「一國兩制」已名存實亡。
但若《白皮書》是要提醒香港人，我們是服在中央的權力下，那我們或許要提醒中央，它也是服在比它更高的權力下。
羅馬帝國時期，米蘭主教聖安博（St. Ambrose，337-397）寫信給羅馬大帝瓦倫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你是地上的帝王和國王，我們在羅馬管轄下的人都要服從你。不過同樣地，你都要服從全能的上帝。」
十七世紀法國的路易十四喜歡人稱他為路易十四大帝（Louis XIV the Great），但他對當時的 Clermont 主教 Jean-Baptiste Massillon 說，每次聽完他講道，總是對自己不滿的，因發現了自己的真性情。他下令 Massillon 在他死後為他在巴黎聖母院舉行喪禮時，全教堂要漆黑一片，只有他的金棺材前點燃蠟燭，讓民眾感受到他生命的光輝和震撼。唯當這「大帝」死後，Massillon 走到他的棺木前，吹熄那蠟燭，對全民眾說︰「只有上帝為大。」
民主制度所重視的法治、三權分立、司法獨立，亦是這精神，就是要說所有人、甚至政權都必須尊重一個比其更高的權威和準則，是人民能夠用來監察甚至批判政權的。
唯若沒有上帝，只有這法治精神，其實也無補於事，因沒有上帝，就即是人可以成為最高的權威，人可以憑自己意願釐定價值、法例。結果，總有一少部份人比其他人更有權立法、釋法、釐定價值，或決定哪些法例是好，哪些是「惡法」，而不須向一位更高者負責任。的確，中央完全不怕講法治，《白皮書》也講法治，只是中央覺得它就是這少部份比其他人更有權釋法的人。
一個無神論的政權，正是要拒絕服從於任何更高的權威或標準下，所以《白皮書》也大膽的寫明︰就算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任何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 ... 如認為...不符合基本法...，可將有關法律發回...。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無神論的政權知道，若果世界有上帝，形勢就不同了。英國前聖公會坎特大主教 Rowan Williams稱，為什麼宗教自由是這麼重要呢，因只有宗教才能理直氣壯的宣告，當今政權不是什麼神聖的權威，更不是終極權威，不能對人性的尊嚴以及是非對錯有最終的話語權。人性的定義，必須完全獨立於當今政治意識形態。
英國前大法官（Lord High Chancellor）及前上訴法院常任高級法官（Lord of Appeal in Ordinary）Lord MacKay亦曾說︰「一個政權向人民問責的基礎就是先向上帝問責。」宗教講的審判和末日好像很抽離，但其實是很重要的，就是宣告當權者最終不能免去要交帳的一天。
的確，共產主義堅持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天主教神學家 G. K. Chesterton卻說，沒有宗教才是人民的鴉片，因為人民相信有超越於政權的上帝存在，才不會視政權為上帝、為最終極的權威。
所以若《白皮書》要提醒香港人，我們服在中央的權力下，那我們或許要提醒中央，它也是服在比它更高的權力下。
彼拉多說：「... 你豈不知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把你釘十字架嗎？」
耶穌回答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
（約翰福音十九章10-11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