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生死攸關的香港當下，我們社工可謂沒有策略。唯一的策略是不以黑暗為苦，努力擴大我們的理性、平和、忍讓。因為愈是理性、平和、忍讓，愈可以顯得制度的瘋狂，愈可以製造大量的同仇敵愾。畢竟我們都相信同仇敵愾最容易轉化成為改變的力量。
可是，「613事件」叫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反抗的高度」。東北規劃爭議一直沸沸湯湯，村民不斷提出情理兼備的訴求，政府對此不但不聞不問，處理示威的手法更是一次比一次強硬。早在諮詢階段，城規會便收到五萬份反對東北規劃的申述書，但政府毫不理會，仍然將計劃強行提上財委會。就是之前會議，有村民甚至走進立法會大堂表達意見，但政府官員仍不肯面對村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吳亮星為通過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撥款而粗暴剪布，先在建制派議員護航下縮減每位議員發言時間為一分鐘，繼而在閉門會議中無理裁決停止所有臨時議案提出，無視議員提出規程問題，甚至不斷以議事規則第四十五條恐嚇議員，嚴重違反議會程序公義，置立法會監察政府之職能於不顧。
面對議會失效，參與集會人士只能化悲憤為力量，由在立法會大樓外聚集到衝入立法會大樓，結果造成多次衝突。在6月14日凌晨2時，警方更採取歷時一個半鐘清場行動。期間，警方粗暴地使用了18次胡椒噴劑，抬走了190名示威者，當中有社工周振宇、城大社工學生梁曉揚和港專社工學生劉國樑。據悉，三人更被警方以非法集結罪名起訴，尤有甚者，周振宇及其他4名集會人士，竟被警方毆打25分鐘。
打在同工身，痛在同業心。我們憤怒得無以復加。在此，我們嚴厲譴責政府的暴力行為，並且要求：1）立即釋放被捕集會人士；2）撤回東北計劃及其前期撥款；3）要求警方向公眾鄭重道歉。
「613事件」給社工最深層的意義是，原來跟政府「和理非非」是沒有用的，因為當政府搏同情時，就需要「和理非非」當柴火燃燒，照亮自己；一旦搏得同情，「和理非非」只是一堆冷販的灰燼。原來，體諒政府是沒有用的，因為體諒只不過給了政府權力的正當性，權力的正當性使他們不知羞恥。而容忍，使極端的短視和極端的野蠻，堂而皇之成為正統價值，主導社會。今天，社工應該回到昔日在街頭抗爭的崗位，站在弱勢社群身邊，重拾「抗爭的高度」—必須承受獨排眾議的孤獨，抵抗國家機器各種招降納叛的手段之誘惑，秉持良心說話而成為「不識時務者」。
自己香港自己救。我城正處於存亡之秋 — 東北規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622全民投票、七一…無一不是關乎香港的未來。這是我們這一代人難於選擇又務須選擇的一步，因為這將決定我們未來的模樣。站起來吧，香港人！
還在猶豫？借用納粹時期被囚的德國傳教士馬田尼姆拉（Martin Niemoeller）的說話作結：「當權者首先對付共產主義者，我沒有出來抱不平，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對付猶太人，我沒有出來抱不平，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再接著他們對付工會，我沒有出來抱不平，因為我不是工會人士。然後他們對付天主教徒，我沒有抱不平，因為我是基督徒。後來，他們來對付我，但那時候已再沒有人能為我抱不平。」同工們，相濡以沫，不如共聚於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