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個月中港台各地相繼發生性質不同的「民眾抗爭」運動，最突出的包括本港持續至今的反內地遊客事件，台灣的「反服貿」運動，以及東莞市的台資代工企業「裕元」工人罷工事件，各種事件均引起了三地民眾不同程度的反應。本會認為，它們的發生與全國的經濟形勢存在一定關係，而「裕元」背後的「新殖民主義」經濟基礎則是我們認識全局的紐帶。在探討代工模式之前，以下我們首先簡單探討一下近代「殖民主義」的演變過程。
近代「殖民主義」的經濟內容
自航海大發現以後，殖民主義國家紛紛在全球建立海外殖民地，其表表者英國更號稱「日不落帝國」，令人直覺以為，近代侵略國家建立殖民地的動機就好像古代帝國君王有時藉故發動戰爭以滿足個人的征服欲情況一樣。其實近代的殖民主義侵略行為，經濟因素所起的推動作用，比統治者的個人野心更具決定意義。
也會有意見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是依靠貿易致富的，但問題是沒有強大的生產能力的話又怎麼拿得出大量富餘產品進行貿易呢？所以歸根究底，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方式才是現代國家的富源所在。不過單靠殖民國家本國的資源根本不足以支持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空有機器和工人生產也進行不了的，大量產品又需要國外市場消化以及實現利潤，所以資本家必然要求統治者為他們設想。
實際上，近代殖民國家的侵略行為正符合於國內資本家獲得廉價原材料和打開國外市場的願望，打敗落後國家既可掠奪金銀財寶充實國庫，又可以把豐富的天然資源據為己有，確保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當然，輸入原料的需要本來可以在平等互利的條件下進行的，只不過真有如此「平等博愛」的資本主義的話，現今社會也不至於是我們眼見的模樣了。
名義上保有主權而經濟主權喪失屬於「半殖民地」模式
國家主權完全喪失，人民直接受到殖民者粗暴統治是典型的殖民地模式，而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就是「半殖民地」模式的範例，清政府雖然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但英法兩國仍承認清廷為中國的合法政府。英法及其後的侵略國家並非無意讓中國完全作為自己的殖民地，未有實現這種企圖只是不具備徹底征服中國人民的能力，加上各殖民主義國家之間不希望任何一方獨佔而作出干涉的結果。
清政府割地賠款以及外國人享有「治外法權」是最明顯的喪權表現，不過影響最深的方面是經濟主權的喪失，具體表現為被迫對外通商而海關卻掌握在侵略者手中，外國商品能夠沒有障礙地進入中國市場。由於國內手工產業投入的人力多，生產代價高而效率低，外國生產代價低廉的機器產品一旦大量湧入並以稍低於手工產品的價格傾銷，就足以導致手工業走向破產，消費品市場被外國產品輕易佔有，於是國內的財富進一步被外國帶走，社會發展更加困難。
另一方面，戰場上慘敗的清政府並沒有痛定思痛，朝廷將賠款的責任攤派到每個農民身上以維持皇室的窮奢極侈，甚至死抱皇權，連溫和的維新運動也鎮壓下去，竭力維持封建專制制度。國家積弱造就殖民主義者得寸進尺，於是有後來公然劃分勢力範圍的結果。客觀上，清政府不單成為了妨礙中國實現現代化的腐朽勢力，而且形同殖民主義者敲詐掠奪中國人民的代理人。這就是列強樂意協助清廷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以及對孫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事業一直採取消極態度的原因所在。
「新殖民主義」是二戰後的產物
殖民主義國家之間的鬥爭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戰後的「凡爾賽和約」只不過重劃了勢力範圍，直至二戰後各地民族解放運動接踵而起，各國相繼獨立，傳統模式的殖民體系才正式宣告瓦解。與此同時，兩次大戰當中沒有遭受重大損失之餘還有所發展的美國成為了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當中的唯一強者，在國際力量重新洗牌之際，美國的壟斷財團具備了爭取建立有利自己的世界秩序的條件，主要方面就是美國伙同他的老牌資本主義盟國以「援助」的名義對急需建設資金的發展中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
所謂「新殖民主義」顧名思義就是以新式手法貫徹傳統「殖民主義」掠奪資源和打開國外市場的野心，由於國際形勢已不允許隨便對獨立的主權國家進行粗暴干涉，美國於是以各種手法威迫利誘，以國際組織的名義給予發展中國家貸款，同時附加開放市場的條件，這意味接受「援助」的國家借助國際資本建立民族產業的同時，必需接受跨國企業涉足本國的經濟發展。
於是外資首先得以在基建投資和機器設備輸出當中獲得利潤從而將貸款的一部份本金收回，在日常的經濟運作當中又具備了競爭優勢，令受援國的國民經濟產出總的說來無法超過巨額貸款所衍生的利息，於是國家負債隨着國民經濟規模擴大而同步上升，受援國只有以進一步開放市場作為減債或其他技術援助的交換條件，造成對國際資本更大的依賴性。因此，我們把「新殖民主義」典型的表現形式籠統地歸納為「扶植親西方政權＋高利貸」，受援國越發展就越陷入「半殖民地」模式而難以自拔。
另外，受援國政權的腐敗行為將對國民經濟的建設過程產生負面作用，加速國家「半殖民地」化的進程，所以「新殖民主義」者根本毫不擔心國際貸款落入官僚私囊，造成無法受回貸款的後果，以及招致支持官僚政權壓迫人民的道德非議，因為外資進入受援國市場賺得的利潤要多得多，腐敗政權其身不正也就更容易接受國際組織的條件換取苟且偷安，一旦遇到反抗或者人民對官僚腐敗忍無可忍，就正好給予歐美介入內政的理由，再次扶植另一個親西方「民主」政權名利雙收。
代工模式背後的政治內容
探討過新老「殖民主義」的表現形式後，我們重新回到「裕元」事件的本題上面去。運動鞋的生產流程當中，品牌企業設計鞋款，「裕元」提供生產設備，中國提供生產基地，內地勞工負責生產，表面上各方面都得到相應回報，即是出售產品的利潤，訂單收入，稅收，工資和福利，似乎只要各方依法辦事一切就是公平合理的，只是現實當中內地當局嚴重的腐敗引致理想的狀態沒有實現。
但我們若考慮到出售運動鞋所實現的高額利潤，就看得到即使品牌企業願意在利潤當中撥出一部份，代替「裕元」支付法例規定工人所應得的一切，也不會影響到工人所生產的大量財富被國際品牌撈去最大部份，工人保留最少部份的事實，對國際資本而言，中國不過是掠奪資源和財富的場所。
從經濟實質出發不單可以考察到中國的產品主要由外國消費的奇怪現象，而且中國提供了勞動力、資源及環境代價支撐了跨國企業的發展，自身發展卻指望國際社會保持強勁消費力，造成國民經濟存在高度的依賴性。加上官方以公權力打壓工人的維權行動，各種現象正在向我們提示中國已實際陷進了「半殖民地」的社會模式當中。
至目前為止，國際品牌不斷吸收巨額利潤可謂一本萬利，代工企業的資本也比當初所投入的膨漲了好多倍。當局一直要求國內勞工不斷為外資企業生產利潤，吸引它們以中國作為生產基地，造成國內勞工長期得不到合理的工作待遇。因此，「裕元」工友受到當局和僱主的不法對待只不過是表層的現象，國內官僚資本聯合國際資本殘酷剝削才是問題的核心。勞動者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決不能寄望壓迫者會為自己主持公道，不管是腐敗枉法的官僚，還是表面上循規蹈矩的跨國企業。
代工企業是國際壟斷資本的替身
雖然現代化的生產條件下必然產生國際分工的問題，但國際間不平等的商貿往來，只會加劇發展不平衡。各知名國際運動鞋品牌企業資本雄厚，完全有能力自資設廠，直接聘用工人進行生產，之所以不嫌多方交涉之煩瑣遠隔重洋找代工廠進行生產，絕不是同情別國落後專程給予工人工作機會，真正原因只是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生產線，利用廉價勞動力降低生產成本。因此，代工模式實際上是國際品牌把生產環節「外判」出去以降低成本的產物，代工企業擔當着尋找廉價勞動力市場的「經紀人」，「裕元」只是整個系統裡面其中一個細胞。
代工模式同時對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係起分化離間作用，因為國際品牌的生產訂單到底「花落誰家」將以「價低者得」的方法決定，於是必然造成發展中國家競相壓低本國工資水平的現象，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也可能會誤認為別國的勞工是自己的競爭對手從而產生對立情緒，助長本國政府加緊依靠國際資本與周邊國家互相傾軋，造就「新殖民主義」者坐收漁人之利。
因此，大家不應孤立地看待企業與勞工之間的直接關係，也不應簡單地把代工模式歸結為國際分工的產物，它的經濟作用與政治作用是互為因果的。但我們並不是說，各國際品牌及代工企業與它們的政府之間存在秘密的協定或者互相聯繫的間諜活動，只要「新殖民主義」國家掌握了國際貿易的主導權，各地資本基於自身的利益訴求，自然會按照國際資本所設想的方式替它們辦事。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發展模式可視作高價租賃生產資本
代工模式在中國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八十年代鄧小平主政之下實施的「改革開放」方針，當時內地當局向人民宣佈基於中國的生產力水平不足以實現社會主義，需要「補資本主義的課」，於是主動引入外資投資設廠。
「改革開放」初期，當局以政策解散了「人民公社」，同時國家投資也向城市傾斜，並人為地壓低農產品價格，造成大量農村勞動力被吸引到珠三角地區為外資工廠打工的趨勢，這是變相把國內很大一部份的勞動力交由跨國資本支配。在另一個層面上，中國幾乎供給了外資企業生產所需的一切物資換取生產規模一下子大幅擴展的政策，可以形象地理解為以高昂代價「租賃」外國的生產資本去開發本國資源，經由工人加工成各種產品作為實物租金交付外資。
由此也說明了港台兩地「中共殖民，掠奪兼併」的言論其實把現實的關係顛倒過來了，有關論調只不過是「新殖民主義」者為蒙蔽不明所以者而祭出「中國威脅論」的變種。港商台商可不是被綁架而是被利潤吸引到內地去的，就算勉強在同一個民族中間去談「殖民」，也是港台資本家「殖民」內地。至今「中共」亦未曾作出過沒收或強迫賤賣的行為，「掠奪」又從何談起呢？
我們則認為「服貿」一方面達到向台方「租賃」服務業資本的效果，另一方面有籠絡台灣當局營造民族大團結氣氛粉飾太平的作用。如果認為，日後「服貿」協議落實執行之後，陸資有可能大規模登台「壓迫台灣人民」藉得擔心的話，那麼台資「富士康」、「裕元」等代工企業率先「登陸」壓迫內地勞工的事實正說明資本根本沒有地域限制，也沒有善惡之分，勞動大眾與其劃地為界並寄望剝削過自己而發跡的資本家忽然對自己大發善心，不如攜手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更為妥當。
要求國際品牌監督代工企業有合理化代工模式的副作用
目前所能掌握的資料顯示，各地聲援「裕元」工人罷工的重點均在於聲討內地當局的武力打壓，這方面當然是恰當的，不過，指責「裕元」違法以及給予訂單的國際品牌沒有認真履行監督責任則未能有效打擊國際資本聯手剝削落後國家勞工的行為，而且會給予勞動大眾一種錯覺，以為國際品牌企業以代工模式把生產線「外判」是合理。大家可不能忽略國際品牌企業是造成國內勞工惡劣處境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它是統籌國際分工的大腦。
近年內地通貨膨脹嚴重，勞工實際收入持續下降導致工潮迭起，迫使資方不得不稍為提高名義工資。基於尋求利潤最大化的本能，各代工企業正部署向勞工成本更低廉的國家轉移，「裕元」的產業就處於向越南轉移的過程當中，這說明國際資本面對各地勞工正牢牢的掌握着戰略主動權。只要另一個國度作好壓低勞工工資的「前期工作」，跨國資本自會樂於作為守法的「企業公民」。
所以，假如內地勞工只執着於違法問題向政府和企業問罪的話，只可能獲得短暫和有限的好處，一旦企業撤出就可以把責任撇得一乾二淨。如果形勢朝這方向發展下去，而內地勞動大眾又沒有把國計民生的主導權奪過來，外資撤出以後中國的經濟就會步入蕭條，工資水平就被迫隨着下降，為外資他日重返「故土」蘊釀條件。如是者，只要跨國資本不斷在國際間游走就能夠有效化解社會的消極監督，各地勞工就會困在周而復始的迷局當中任由主宰。
只有立法和監督顯然是不夠的，勞動者要提出更積極的要求。當然，目前內地工友要成立獨立工會等組織是存在困難的，勞工階層尚難以在廣泛的交流過程當中形成行動上的共識。但我們作為外圍的聲援者，與其要求品牌企業監督代工廠，還不如反對它們採取代工模式，起碼在人們的思想認識上推倒國際壟斷資本的一道「防火牆」，為工友們的視野掃除障礙。
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2014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