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連結：
http://chinaworker.info/hhk/2013/11/05/4969/
近日，社會主義行動收到來自台灣讀者的信件，對社會主義者民主運動的路線提出疑問。左翼分子之間同志式的交流對澄清理念、強化運動有所裨益，我們無任歡迎，因此亦公開信件內容，解釋我們的立場。
台灣讀者書的來信（2013年11月2日）
您好，我想和您們請教。我看到了您們的一篇文章，並且長久以來對於CWI在這方面的立場，抱持疑惑。所以想來信商榷了解。
我觀察到CWI在香港的活動，經常是站在支持香港和中國大陸通往「普選」的方向，並在這過程宣傳要通往社會主義的綱領。
例如在：http://chinaworker.info/hhk/2013/06/02/2627/
其中你們提到：
「社會主義行動一方面站在群眾身邊奮鬥，支持寸進的民主改革，但同時主張民主鬥爭必須連繫至推翻中共獨裁和中港兩地的資本家。我們主張以真正的民主議會取代將跛腳的立法會，由16歲以上人士普選產生，議會有權力選出政府，並實施有迫切需要的社會改革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制、調高最低工資、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廉價公屋、改善污染的政策，以及社會主義的綱領去打破資本權貴對經濟權力的壟斷。」
我想請教，這個「真正的民主議會」，如果不過是「由16歲以上人士『普選產生』」，那麼，不就代表是沒有排除資產階級對政治與經濟的影響，因為並沒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過程？
我的擔憂是，倘若如此，結果不就很可能會和我們在台灣經驗中看到的，普選帶來的形式民主化，只是讓資產階級更能夠正正當當地掌握政權（透過自行參選或者金援選舉）？例如中國倘若真有一天採行普選國家領導人了，要不共產黨官僚層繼續勝選，或如同一般資產階級國家一般，由真正的資產階級上台。因此，我不是很能理解訴求「普選」對於革命運動真有幫助嗎？（自由權利對革命運動是有幫助的，我可以理解）換言之，如果我沒記錯，你們的文章，有提到過要從普選邁向人民議會。但現實上，從「普選」（包含資產階級影響下的一人一票）如何可能邁向「人民（工人）議會」呢？
我會認為，站在革命左翼的角度，邏輯較一貫的主張應當還是，直接主張「排除資產階級勢力的工人民主選舉組成蘇維埃，形成政權」，而非支持「普選」。
不論是中國大陸或香港民眾，對於透過普選來落實政治改革、節制貪官等的期望，可以理解。但應當還是要更引入階級觀點地宣傳：問題在「工人民主」，而非不分階級的「普選」，來解決種種壓迫。
這是我觀看您們文章的一些些未必成熟的想法，私下寄信給您們，供您們參考、指教。
社會主義行動的回信（2013年11月5日）
今天，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由資本家主導，通過他們的媒體、資本家政黨，並利用經濟力量控制選舉，讓工人表面上可以「發聲」一下。現實上這是不民主的，但社會主義者捍衛所有民主權利 – 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組織自由、罷工權，反對警察和國家打壓。如果這些權利面臨軍事或法西斯政權的威脅，我們會倡議工人階級戰鬥，保衛這些權利。資產階級議會制是自相矛盾的制度 – 資本家保持最後控制權，但又被迫讓工人階級公開組織、抗議、組成工會和政黨、參與選舉，去監督資本家的權力。在今天希臘等危經國家，歐盟官僚和銀家等資本家說現在有「太多」民主，需要較專制的政權去解決危機（即要窮人埋單)。
在香港，議會是由資本家控制的，他們利用不民主的議會制度，確保有利工人的政策不能通過。因此，資本家是反對香港吋進的民主改革。民主鬥爭需要由基層群眾和工人階級領導，連繫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才能成功。這亦解釋了香港的資產階級反對派在民運上往往與中共妥協，尤其是民主黨在2010年支持政府不民主的政改方案。
因此，在民主鬥爭的路上，CWI不倦的強調，資產階級今天不再代表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這是資產階級的「年輕之過」），從而激化群眾對資產階級反對派的不信任，強調運動需要以工人階級組織的領導才能成功。我們以行動說服群眾，社會主義者是最堅定的民主派，同時毫不飾掩提出民主運動與社會主義之密不可分。
我們支持吋進的民主改革，包括普選權、廢除功能組別，但不僅於此。我們強調需要召開新的民主議會，打破現存的立法會，除了徹底的民主訴求，包括16歲投票權、移民工投票權，亦指出新議會必須實施迫切的社會改革，包括八小時工作制、民主公營化銀行及大企業等，打破資本權貴對經濟權力的壟斷。不錯，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民主的任務或過渡訴求，但我們向群眾揭露，資產階級黨派不能實行這些任務，讓群眾在鬥爭經驗中學習到工人階級獨立鬥爭的必要。
關於「例如中國倘若真有一天採行普選國家領導人了，要不共產黨官僚層繼續勝選，或如同一般資產階級國家一般，由真正的資產階級上台。」如果在未來的運動工人階級的力量，革命可以超越民主階段，足以形成工人政權奪權，普選議會當然可以廢除。相反，若果工人力量不足以領導運動，即使是這種偷樑換柱的議會，社會主義者絕對應該參加，並在議會中提出徹底的社會改革訴求，迫使資產階級攤牌，揭露妥協派的叛徒角色。
在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革命陷入低潮，托洛斯基就指出中共應該提出「國民議會」口號，其內容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包括沒收地主土地、中國民族獨立、八小時工作制等，以民主口號動員工人階級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而斯大林主義者在革命敗退後，卻提出即時奪權的冒險主義口號，掩飾革命的失敗。在理論上，這是脫離群眾意識；在實踐上，則令1927年急急成立的廣州蘇維埃受軍閥鎮壓。
在「工農勝利的革命推出的政府，只能是引導大多數被剝削、受壓迫人民的無產階級專政。但應該明白我們在理論宣傳文章和演說中不知疲倦地閘述的一般革命前景，與我們今天就能用來動員群眾、讓他們事實上與軍事獨裁制度對立的實際政治口號之間的差分。國民會議口號就是這樣的核心政治口號。」（托洛斯基給中國反對派的信，1929年12月22日）
今天，中港台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意識水平尚未處於革命階段，「真正民主議會」與「工人民主政權」的政治口號不僅沒有對立，「在民主宣傳及其鼓動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不可分離的緊密的連接，並且這兩方面的革命活動平行不悖」（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全集第二卷）。即使在二月革命後，托洛斯基認為布爾什維克在二月革命後號召「不分階級」的立憲會議，目的是揭露資產階級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拖延召開新議會的角色。在雙重政權形成後的革命形勢下，這是布爾什維克的策略！今天我們在中港台直接號召蘇維埃，不僅是冒險主義，更將自己排除在廣大的民運群眾之外的消極主義。
佔領中環（香港民運議題的焦點）若果如目前一樣，由資產階級的佔中三子和泛民主派領導，必定會妥協收場，接受中共不民主的方案。革命社會主義者應該積極干預運動，提出工人階級的綱領和策略，爭取工人群眾支持，挑戰泛民領導。可惜，香港的左翼不是尾隨泛民主派的尾巴，就是教條主義消極地與運動「保持距離」。我們絕不會犯上機會主義與宗派主義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