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思崎井
「兩億大餅」萬眾矚目，「文創界」視它為仙丹靈藥，只要有了這筆錢就能「持續發展」，全城文創熱。但誰在決定誰能得到補助誰不能？是誰默許這些人擁有至高的權力去選擇什麼是文化創意？文創是否大眾所必需的？有人說在社會還沒有一個共識時，為什麼要用納稅人的錢去搞些虛無的東西──雖然澳門稅收制度極寛鬆──補助一些或許只有中產會買單的項目？
無奈地，本地的文化創作導向，都很習慣躲在政府或政權背後。
先看看世界，設計或藝術品愈偉大，愈與政府無關，甚至是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文化創意的價值，與道德觀很相似，重要的內涵或價值觀通常很武斷，每個人心中的那道尺都不能勉強接受誰的對錯或美醜；但當文化創意打着商業掛帥的旗幟，創作人 / 藝術家就不怕有意無意被剝奪創作的自主權？文創的推手是創意，創意是想像力的實踐，為什麼（憑什麼）要由政府或者是文化官僚告訴你，你的項目賺大錢很值得被扶持，由小圈子的文化評審來選擇你們的文化認可，誰允許公共資源花落誰家？「國家機器的介入，將會傷害藝術文化的本質」，有可能成為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
一個簡單例子，街頭藝術從一開始就是與政府處於對立面，街頭藝術內容廣泛，利用公共空間做各種創作：塗鴉、壁畫、公共裝置或拼貼等，藝術的開始本就充滿各種動機不明、政治不正確或挑戰公權力的元素，就算有人把計劃書寫得天花龍鳯，這類創作在政府眼中與「犯法」只是一線之差，思想開放如西班牙的巴塞隆納，自從2006年當地政府明令街頭塗鴉違法後，一眾塗鴉藝術家也是戰戰競競經歷長時間跟政府對抗；香港早前的國際大師城市塗鴉，被指是刑事毀壞事件，就很「成功」地說明了政府如何「有效」控制街頭藝術。
補助，充滿著複雜的權力結構關係，自由創作和政府間的角力，在機制框架裏自訂遊戲規則，當話題涉及公平性時，更具爭議。
打開電視，主流媒體所討論的文創都流於形式，看著本澳某知名文創公司老板侃侃而談，澳門歷史悠長，只要多發掘出一些元素，轉為商品，就可以怎樣怎樣了，又希望政府可以幫助開拓更多的平台，讓整體營商環境更好等等；某某接著說，一併幫助本澳「流行」音樂賣到國外云云（其實努力的人早就做完這些功課，一些獨立樂團憑自己本事衝出澳門、獨立紀錄片已在國外影展放映，不甘被邊緣化，然而這些都跟政府無關）。
澳門市場先天就小，文化人的切膚之痛，像做音樂、做電影的，總需要一段長時間來創作作品，終於等到作品發佈的日子，又會質疑受眾的品味，然後就更渴望得到補助，到時會如文創老板所願，所謂「元素商品」一定如雨後春筍般冒起，遍地開花。可憐地，澳門這個競爭市場早就定形，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理想資源分配：做劇場的一群、聽香港流行歌的一群、不識文化中心的一群等，然後政府高調地插入，是否最佳時機？
現在，政府一雙無形的手打算涉入市場。當然，任何產業在成為產業之前，有條件需要被扶助，人總要收入來維持生活，但政府要做的是不干涉市場，做市場的守護者，制定相關法律去保護創意、提供演出場地、帶頭提供創作機會、免稅、同時教育人民對美的了解、對自己文化的認同和認識（中學有教「一二三事件」嗎？）；整個文化生產是一間學校，身為校長的政府應該給學生優良的學習環境、培養各方面人才，而不是限制他們的科目、成績不好就出錢叫他們到外面補習。
即使是港澳人羨慕的台灣文藝小確幸，文化補助也經常引起爭議，預算及帳目不清等狀況時有發生，前幾年就有中華民國一百年國慶晚會中，兩億新台幣的《夢想家》爭議，多方文化人紛紛質疑文化補助已成政府承包活動的工具；而文創界也不太有朝氣，近年多產的文創市場漸漸飽和，多為了迎合市場的口味，把一些只是擦邊的文化變成商品（比如說日本文化不能代表台灣文化，可是很多人卻喜歡日系的東西，市場就大量湧現此類商品）。
現在台灣對文創補助的熱誠大不如前，由於官僚制度而使用率偏低，被選上的總是同一批人，因為要通過審核、預算及成果報告等重重關卡，就算要創業或進行獨立創作，都不會先考慮政府補助，關於此點，台灣的朋友告訴我，以前有人拿政府錢來做反政府的事情，而近年反而不太自由，所以做藝術搞文創不一定要政府補助，像近年的獨立出版，很多都不是依靠補助，一樣做得很有特色，而且他們都以自資方式很積極地去參與國外的書展活動。
如果澳門政府不是因為錢太多，而是真心非得要在文化界中幫些什麼的，那政府更應該吸收經驗，盡早確立其在文化產業發展中的角色定位；如果補助已成事實，健全的補助機制就是義務。期許不要變成須依靠人際網路、以名氣來影嚮資源分配；對作品不會出現政治審查；以及不會因高門檻的申請條件、冗長的行政手續，而使得資源總是滙流到同一群人的手上。
（獨立媒體網根據與論盡媒體之內容交換協議轉載此文，原文載於論盡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