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O》這齣電影可以被理解為一支球隊由不介意落敗，到盡力爭勝，最後打出來的精神面貌甚至超越了勝負令旁觀者動容的故事。即使我無法認同最後應讓流著血的吳明捷繼續投球，但如果視它為一個運動或者勵志故事，這無疑是一齣頗好看的電影。不過，作為一齣以日治時期史實為題材的台灣電影，電影刻意淡化殖民主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矛盾這一取態卻令人不是味兒。
在殖民地中，競技運動往往成為被殖民者挑戰殖民主權威和地位的途徑。根據謝仕淵的《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嘉農農林（嘉農）棒球隊和嘉義中學（嘉中）棒球隊這對對手，它們之間的競爭不獨是校際間的競爭和未來的農夫被嘉中的人看不起那麼簡單。嘉農和嘉中雖然都有台日學生，但與嘉農棒球隊不同，嘉中的棒球員都是日本人。因此，兩隊交鋒也難免添上了族群競爭的元素。但這個面向是電影中完全抹去的。
嘉南大圳在一九三零年完工，同年亦爆發了原住民抗日的霧社事件。霧社事件在片中沒有被提及，而嘉南大圳完工這事跡則被故意推晚一年，讓它與嘉農在一九三一年贏得出席甲子園資格後凱旋回嘉義時同時發生。如果這安排是為了書寫本土的嘉義史，那還是可以接受的。但片中的球員在巡遊期間在與自己的親友相遇前就走到河道向嘉南大圳的設計者八田與一打氣則似乎是過了火位。就算八田與一設計的工程有多利民（陳水扁和馬英九任總統期間都肯定過他的貢獻），將打進甲子園與嘉南大圳並列，順道將八田與一描述成嘉農成功的啟蒙者之一，這橋段的效果就是在進一步加強了日人對嘉農勝利的功勞。
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漢人和原住民都是被殖民者。但在三小時的電影中，族群間幾乎是沒有任何衝突。質疑台灣人能否打棒球的日本人只出現過兩人，而近藤教練的回應就是「高砂族跑得快、漢人打擊強、日本人防守好。」三民族各擅勝場，但細心一看，這說法其實還是複製著殖民時代現代性框架下的民族標籤。
現代性的特點就是相信人類可以征服自然。最進步的民族就是能征服／遠離自然的民族，而所謂日本人擅長的防守就是棒球運動中技巧最細膩的元素。而速度較大程度上是天賦的，故被視為開化程度最低的原住民的長處是跑得快在殖民時代中就顯得「理所當然」。再加上那位要擲聖杯才讓孫子玩棒球、不知道甚麼是Home Run的蘇正生祖母，還有那位聽廣播時心浮氣躁的台灣人，日台兩族文明差距的距離還是表露無遺。換言之，三民族球隊無疑是征服了日本觀眾，但各民族間在殖民統治下的角色和地位卻未因此而動搖。
最後要提的是第一位出場的錠者博美。作為在甲子園敗給嘉農的北海道投手，他在日本結束統治台灣前一年以日軍身分抵台，路過嘉義特意走到嘉農的訓練場地緬懷一番。假如不設這個角色，似乎也不會影響故事的完整性。但電影由他的角度開始，就已是叫觀眾代入一位日本人的視野去理解整個故事。至於是否刻意選取一位來自十九世紀中才正式納入日本版圖的北海道的人物來到台灣以顯示日本帝國南北兩端的結連，大概只有創作者才知道了。
尤記得幾年前看《葉問二》時，那過了火位的反殖情緒和民族意識讓我完全吃不消。但《KANO》則是另一個極端，淡化以至是美化殖民統治的程度也是太過分了。創作者是否戀殖我不知道，但這似乎必定有助《KANO》在日本市場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