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幾篇通過對政治、經濟和歷史等各方面的考察，可以把導致陸港矛盾的基本因素判斷為資本對社會生活的高度壟斷，中外資本的角力又暗藏於各種政治紛爭的亂象之下，令形勢顯得錯綜複雜，基層市民雖感不滿但普遍仍處於觀望當中。近年本港部份青年朋友已意識到反對資本主義的重要意義，形成了新興的左翼力量。然而他們同樣未能得到大多數市民的認可，我們嘗試從去年兩項重要的抗爭運動總結一些經驗吧。
貨櫃碼頭工人罷工的經驗
第一是碼頭工人罷工事件，當時除了牽頭的工會和左翼組織之外，尚有許多學生組織到罷工現場聲援。同時各方面積極到街頭向市民宣傳工友的苦況，為罷工籌款，部份市民踴躍捐款表示支持，這些都是有利的方面。但資方並沒有輕易妥協，為了盡可能恢復碼頭運作減少經濟損失，資方以安全理由訴諸法律，將工友和聲援者逐出碼頭範圍，然後威迫利誘部份工友復工及聘用新人填補非技術工種。
勞資談判展開以後雙方同步在媒體上打響了宣傳戰，工會力數資方的刻薄，資方則指罷工延誤貨物交收，對全社會造成不良影響，並指出連續長時間工作的安排其實是工友自己作出的決定以及承諾對工作環境進行必要的改善。資方明白到隨着時間過去，聲援者也將難以留守於偏僻的罷工現場而逐漸散去，工友們的談判籌碼就越來越少，而且工友沒有了收入，日常的家庭開支也會形成復工的壓力。
罷工的領導者似乎也感到形勢向不利方向發展，於是引領罷工工友到資方於中環的總公司外面集會，試圖再次把運動推向高潮。最後談判的結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工友們所爭取到的只算得上「慘勝」。本會去年5月1日的評論已指出過這次事件當中部份的策略失誤，資方勾起市民對紅色恐怖的恐懼輕易化解了左翼對個別資本家進行道德批判的攻勢。總體上，左翼沒有準確判斷形勢，將運動目標定得過高令自己進退失據是最根本的缺失。
偶發的罷工事件不是決戰的時機
從各種方面判斷，工友們作為罷工的主角並沒有覺悟到自己是支持社會經濟運作的主人翁，他們的要求主要是提高工資，事件當中一直扮演弱者的角色，希望引起社會的同情並透過談判代理人為自己向資方爭取最大的讓步。另外，捐款的市民其實只想藉長時間的罷工運動造成本港最大的「無良」壟斷資本家的經濟損失，從而宣洩對社會現實積壓的不滿，並沒有希望運動向更高層次發展的跡象。
左翼忽略了罷工不能長久進行以及人們反對資本主義意識不足等不利的主客觀條件，把運動的綱領定得高於人們可以完成的水平是過於急進的表現，偶然發生的一件罷工事件決不是與社會制度作最後決戰的時刻，現階段大家應該為創造必要的社會條件而進行耐心的工作。我們相信，假如把宣傳重點置於「外判」制度之上，對於團結勞動階層將產生更大的效果，事實上保安、清潔、速遞等工作都是工資最低，最受「外判」制度之害，爭取政府取消「外判」制度的社會意義相比為少部份工人提高待遇要大得多。
如果勞動大眾在針對社會制度的綱領之下團結起來，在政治上向當局施加壓力，那麼對罷工運動就是更強有力的聲援，罷工工友也會理解到自己的抗爭在社會上並不是孤立的，而爭取自己福利的行動也不能孤立於整個勞動階層的抗爭之外。就算不能立即形成另一場運動呼應罷工，也總能把問題抛給基層勞動者去思考，他們在日常交往中再跟別人交流討論也就是促進勞動階層團結，蘊釀進步思想為日後其他運動做好準備的重要過程。
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經驗
第二件事情是，政府發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以後揭出了一串連的問題，包括賠償保育，房屋政策以及官員涉嫌以權謀私等，令形勢顯得混亂。我們覺得左翼在事件當中似乎沒有統一而明確的綱領，更有表示反對的聲音認為不能破壞鄉郊環境讓壟斷地產商賺錢，這就與市民的住屋需要發生直接矛盾。
無論是反對官僚問題還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沒有市民大眾的廣泛支持是辦不到的，對於有急切需求的市民來說，一個新發展區建造多數豪宅少數公屋，甚至讓官員「過河濕腳」，也總比不發展維持原狀要好一點，我們認識到政府政策有利於壟斷資本的同時，如果未能提出優於政府的方案又怎麼能打動得了市民呢？
我們在第二篇裡面也指出過，政府制訂政策的主要考慮是維持資本主義的發展，個別官員利用職位之便謀私利反而是衍生的問題，如果左翼過多地專注於反對官僚問題，那麼實際上就是跟在右翼的後面，分散市民對經濟民生問題的注意力，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其實政府的宣傳口徑最大的弱點是「遠水救近火」，要市民望梅止渴，針鋒相對的做法應當呼籲市民爭取政府以現有的市區土地資源興建公共房屋，更進取的話可以要求政府立即取締「劏房」，進行必要的改善。
反對「地產霸權」要把握好尺度
迫遷是城市發展往往會遇到的問題，這方面當然是壟斷資本剝奪弱勢經營者資產以及限制人們選擇生活方式的表現，然而隨着城市人口的增長，尋找新發展空間也就成為必要，所以聲援個別弱勢群體或小經營者要把握好尺度，我們當然要反對野蠻迫遷，但不能沒有原則地反對發展。
面對這樣的矛盾，我們應當支持被迫遷者爭取合理安置和賠償的行動，但是對於他們「以地易地」之類的想法就需要有所保留。不管他們主觀上純粹希望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還是製造輿情以謀求更可觀的賠償，客觀上，他們的「維權」行動肯定會兩面不討好，因為相對完全「無權」，居住環境狹小的城市居民而言，被迫遷者的要求只不過為自己着想，而不是爭取大眾福利的抗爭。至於大量外來人口移居香港導致人口持續膨脹則牽涉到香港的人口政策及特殊的經濟環境因素，這方面又要回到上一篇談到的話題去尋找解決方案。
總之，依靠個別的土地持份者消極地妨礙地產商發展只會在本來已夠複雜的形勢下造成更多非必要的爭論。同樣道理，在其他場合對大財團壓迫小商戶的作為進行道德譴責的做法也是無力的，社會上的最大多數是「無權」的勞動大眾，我們要把他們團體起來爭取土地資源公有化，從根本上取消「地產霸權」。
建立小型產業不能動搖壟斷資本的統治地位
除了支持一切抗議壟斷資本壓迫的零星抗爭之外，左翼尚有一種建立小型產業對抗大財團的取向，例如建立各種類型的合作社進行互助、經營或生產活動，以及支持自食其力的小商販等。毫無疑問這類做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決不可能撼動壟斷資本的統治地位。
我們嘗試以「工廈有機菜」的實例說明一下，這種產業在一定範圍內是可行的，可是一旦推而廣之就會受到經濟法則的制約。因為有機菜的高昂價格決定了只有少數人消費得起，如果要把市場擴大就要提高普遍市民的消費能力，這是系統性問題；或者將有機菜的價格降低，於是又返回到資本主義的基本原理去，佔成本大部份的工廈租金和投入的勞動力決定了價格絕不可能降到貼近一般蔬菜的水平上。
至於擁護小販活動則更大程度屬於情感上的抵制，因為小販的買賣活動本質上也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政府管制得比較嚴格其實有環境衛生以及法律責任方面的考慮，如果條件許可的話會相信政府將樂於採納「恢復夜市」之類的建議。但有關想法決不能動搖壟斷資本的統治地位，也不能有效改善勞動階層的處境，不可能每一個家庭都可以靠小買賣自力更生的。
以上的事例說明的是，合作運動作為凝聚市民大眾的起步點是很好的構思，然而運動如果不向更高層次推進，就很容易被資本主義的洪流衝垮。單靠一少撮人積極的行動是不足以改變社會現狀的，如何把「沉默大多數」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是擺在左翼面前的實際問題。
先扳倒官僚政權還是資本主義？
幾個星期以來，我們先後談到過不同方面的問題，大多數社會問題總括而言皆由經濟的不平衡發展所衍生，而官僚主義的政府又保護着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那麼是否意味着我們應該不惜一切代價首先推翻了官僚政權然後再着手處理其他問題呢？
我們認為蘇聯解體前後的歷史經驗已向大家說明了答案，蘇聯和東歐國家的人民錯信了西方，默許了領導人以瓦解國家的方法去處理官僚腐敗的問題，一人一票的思路體現在經濟問題上，就是把「勞役人民」建立起來的國有資產肢解以「還富於民」。
可是市場化的「改革」並未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西方在金融市場上舞高弄低，本來因為國家經濟「休克」而生活困難的「持份者」們被迫低價轉讓手上的股份。所有原加盟共和國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上元氣大傷，前蘇聯貪污腐敗的「暴發戶」反而迅速掌握了原來的國有資產，西方也在這個過程當中大撈了一筆。
以上一段歷史向我們說明的是，人民經濟上的分散將有利於金融寡頭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孤立的個體根本無力對抗壟斷資本的攻勢，國有經濟瓦解後必然迅速演變成為寡頭壟斷資本主義；政治上的分散就把自己從一個統治集團轉到另一個統治集團之下，東歐國家更成為了世界上兩大霸權的主要角力場所。
國家或民族之間的壓迫只不過是資本主義世界弱肉強食法則的又一種體現，沒有經濟實力而追求形式上的獨立只會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進一步削弱自己。現代化的經濟模式下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做到自給自足，尤其弱國經濟上不得不依靠某個強國的市場、技術和資本，甚至必要的能源也得靠外國供應，國民經濟對外的依賴性越強就越容易成為被強國操縱利用的弱點。
原來的蘇聯的確存在嚴重官僚主義問題，但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之後，官僚問題仍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社會的貧困問題卻比解體前嚴重很多。無論是後來的葉利欽時代還是普京時代的俄羅斯，是否就能讓「民主人士」感到滿意呢？
人民需要團結自強而非各自為戰
以「公有化導致低效率」的觀點去看待歷史是輕率的做法，否則社會主義國家的高增長時期就無法解釋。實情是，否定了資本主義的統治以後，人們對政治問題鬆懈了，讓官僚主義有機會在政權裡面重新滋長。
如果我們對關鍵的經濟權力毫不關心，任憑收入差距不合理擴大以至形成特權，就會造成公職人員和國有企業主管官僚化的物質誘因，國有經濟蛻化變質形同官僚階層的私產是必然的後果；或者對身邊怠忽職守的工作作風視而不見，這種態度就很容易廣泛感染，社會整體效率自然會受到拖累。這就不能算作公有經濟的當然問題，而是作為社會主人翁的我們沒有盡好自己的一份責任。
蘇聯東歐的「民主化」之所以產生惡劣的效果，根本原因在人民對國家政策始終無權過問。所謂「民主」的意義絕不應該只限於一人一票選舉領導人，也不是個別社會精英抛出幾個方案讓人去選擇，然後任由當選者全權調撥資源去執行自己的主觀意志。人民要有權直接參與到每一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直接投入到社會建設的運動當中去，只有如此政府的決策和運作才算得上公開透明，以權謀私的行為就無法被長期隱瞞。
因此，反對資本主義傾向與反對官僚壓迫的運動必需緊密地聯繫起來，蘇聯人民本來應當在捍衛公有資產的前提下對付官僚腐敗的問題，民族壓迫也應該在各族人民平等協商的原則下處理，共同保衛屬於大家的國家利益不被國內外野心家侵吞。鼓吹分離主義只會妨礙團結，造就虎視眈眈的國際資本乘虛而入。
目前大家面對國內的官僚資本主義問題，爭取公有化和反官僚主義的運動一定要同步進行，以經濟問題帶動民眾關注政治問題，現階段務求將控制在官僚分子手中的國有資產重新置於人民無時無刻的監督之下，同時確保公共資源不至成為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工具。如果國家分裂，社會財富和資源又落到國際壟斷資本手中，那麼大家只會在更惡劣的環境下面對一個沒有解決過的問題。
對陸港矛盾的分析至此大致完成，研討會歡迎各界就任何方面與我們交流意見。
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2014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