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去年的8月5日「大三罷」，一名清潔工涉阻攔防暴警截查少年而被帶上法庭起訴，新聞一出，關注者眾。何永隆先生月初被判阻差辦公罪成，在裁判官面前，他是協助可疑少年逃脫、罪大惡極的清潔工；在運動的支持者眼中，他是仗義犧牲自我的「手足」。何先生沒有想太多這一切會置他於何種境地，言語間對官司好像滿不在乎，無所畏懼，然而身體不會說謊，日漸消瘦的身驅，透露著何先生未宣之於口的心理壓力。他說，這只是一件小事，只不過被這場運動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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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訊首天，我在法院外問何先生：「你看起來瘦了？」
何先生壓低聲線說：「呢排食得唔係咁好囉。」
上一次見到他，已是今年1月的審前覆核。案件本來排期2月開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何先生無奈地等待至5月才能夠接受審訊。除了這些不由他控制的停滯外，香港現時的社會形勢也為何先生帶來難以名狀的壓力，「每況愈下，那些大話，好像愈講愈多似的！」
庭上播放的影片拍不到何先生伸開雙手在防暴警面前「左移右移」，鏡頭一轉，便是警察大叫：「你阻差辦公！你阻差辦公！」然後何先生遭到3至4名防暴警察按地制服，從被鎖上手銬到被帶上警車之間，他不下五次高呼：「阿sir屈手啊！」
被捕後，何先生被送往深水埗警署，但是其後又突然被轉往紅磡警署。何先生的少年時代，曾做過小混混，所以對著警察表現得毫不害怕，「對於我這些見過世面，file 厚過本電話簿的人，吹得我漲？」
同一警署內還有另外數個被捕的年輕人，幼嫩的他們，一頭子栽進了示威的戰場，便要迎來急風驟雨式的政治打壓和各種形式的侮辱。
何先生在一旁看著年輕人被警察以惡劣的態度對待，言語夾雜著粗言穢語，動作粗魯，深明警察欺負年輕人，可是也做不了什麼。
而何先生自己也多番要求打電話給妹妹，結果呢，警方拖延五個小時後才安排到。在扣留48小時期限屆滿前一刻，警方決定落案起訴何生。此時，何生再次提出打電話給妹妹的要求，希望告知她上庭的時間，可是一直被拖延，拖著拖著，拖到上庭的那一刻。
何先生被指阻礙警長馮耀彤（圖）截查叫囂少年
最終，何生在8月7日被帶往九龍城裁判法院「過堂」，罪名是阻差辦公，而他最親的妹妹卻沒有出現在旁聽席上。
何先生在從前當小混混的日子裡，做壞事被逮個正著，出入警署是常有的事，偶爾會惹上官非。這些大多都是他口中的「court 仔」（裁判法院）案件，不用靠律師，出庭自辯便可應付到。可是這一次，何先生感受到山雨欲來之勢，心知不妙，因此當囚車到達法院大樓的羈留室後，職員問他需要不需要找當值律師，這一次何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要！」
控方在庭上沒有反對何先生保釋候訊，但是要求附加每晚12時至早上6時的宵禁令。這無疑是斷絕了他夜班工作的機會，儘管他的律師替他陳情反對宵禁令，說未能工作的話將陷入經濟困難，無法負擔5000多元的租金。但是裁判官一錘定音下，宵禁令就成為了不可逾越的誡令。
待保釋手續辦理好後，何先生匆匆地買了一部新電話，才能聯絡上妹妹，告知她被控告的事。往後的每一次聆訊，妹妹總是風雨不改地到場旁聽，在她的眼中，何先生是一個「報喜不報憂」的好哥哥，遇不快事總會一笑置之。
有關何先生的新聞亦在網絡世界引起不少迴響，大家都為法庭對於示威者不近人情而婉惜，有的網民更計劃替何生籌措飯碗搞砸後的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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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踏過六層的唐樓樓梯，去造訪何先生位於深水埗的住所。我們須踏過一、兩層梯間的溼濕地面，一堆煙頭浸在那些積水中。有的樓層的光管壞了，只能在昏暗中避開積水。
甫入門，便聽到兩隻巨型的龜在廚房爬行的聲音，何先生的睡房亦擺放了一個裝著刺蝟的大籠。他喜歡每天以小動物為伴，但「不喜歡對住咁多人」，因此一直以來都找夜班的工作來做，每星期都至少能開工三至四晚，在荃灣某商場做「吊船」，負責高空清潔的工作。假日會去大嶼山，「望吓山、望吓海，心就舒服啲。」
何先生的住所雖然只有一百多呎，卻沒有逼狹、昏暗的感覺，雜物不多，廳的收音機和報紙擺放得井井有條，摺好的衣服和褲子則整齊地疊放在睡房的架上。
他的家沒有椅子，我們席地而坐，就這樣聊起天來。窗外傳來鴨寮街店舖大聲播放的經典流行音樂。
早在去年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何先生便留意到「反送中」這股浪潮，但就像熱切的旁觀者般留意，僅此而已。直到7月21日元朗西鐵站發生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何先生如不少香港人一樣，看罷網上的影片後，驚訝於警方的不作為。
「十年都無去過元朗一次」的他，在一星期後遠赴元朗。當日為抗議7.21事件而號召的大遊行，早被警方發信禁止，成為了「未經批准的集結」。他不怎麼考量過自己會否因不熟悉元朗的地勢而身陷險境，皆因心底裡「有谷氣」。
2019年8月5日，網民號召罷工、罷課、罷市（合稱「三罷」），全港七區各自有居民發起大型集會，希望迫使政府全面撤回修例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一如所料，當天的香港社會並沒有完全停擺，各區堵路、警民對峙、催淚彈、清場驅趕成為常態，火頭處處，街頭混戰由早上持續到黑夜，盛載著眾人的憤怒而難以平息。
在人人強調自力更生的香港，工會文化和工運意識一直以來都難以落地生根，政治性的罷工先例更是鳳毛麟角。即使社會因為是次反修例風波而覺醒及急促地政治化，然而若果欠缺事前的組織和醞釀，甚至是長久的工運土壤，就算是對政府有所不滿的市民，也難以冒著經濟（飯碗）和政治上的風險去參與罷工。
結果是，要返工的繼續要返工，而抗爭的代價，就落在像何先生般在「三罷」混戰中被拘捕繼而被起訴的人去承受。人數不足以形成強大的保護傘，無權勢者終究還是難逃被逐一擊破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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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見到何先生，他總會吐糟一、兩句：「呢單案好輕 kan 啫！都唔知點解要搞咁耐！」他曾經以為，安排於今年1月8日的預審是最後的一次上庭，我提醒他那只是預審，又開啟司法機構的網站查看他的案件編號，顯示預審後還有三日的正審。此時他才道：「有一點點印象。」司法程序橫跨各種步驟，為顧及公義，時間似乎是無可避免的成本，但是這種拖沓，並不是所有基層的市民都能消化到。
「其實只是很小事，只不過被這個運動放大了而已。」何先生說，還有很多年輕人，正面對更加嚴重的控罪。
然而在政權眼中，像他這般牽涉示威案件的「攪事份子」，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即使動用大量的資源去對付也在所不惜。
多次出入法庭的何先生
有一夜，何先生在凌晨兩時多突然聽到門鐘聲，一打開門，竟是四男一女的警察擠滿了劏房外的走廊。警察隨即問他姓甚名誰，要求他出示身份證。何先生這才知道，警方要突擊上門去確認他有否遵守宵禁令。
那次「夜半敲門」著實驚動了何先生，使他往後的日子寢食難安。難以入睡的時候，何先生會打開 YouTube ，收聽各種網台節目和直播，打發打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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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上庭的時候，何先生的宵禁令獲得撤銷，意味著他可以重投讓他較自在的夜班工作，可是同時間，律政司由原本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改以《侵害人身罪條例》起訴阻差辦公罪名。前者最高刑罰是罰款1000元及監禁6個月；後者則最高可處兩年監禁，罪責更重。
然而何先生決不肯認罪，「如果這樣都能夠入罪，那真是世紀冤案了！」
最終，何先生在裁判官席前，真的被判有罪了。
宣布裁決之前，他還在庭外跟我們一眾記者說：「下午又有廿多個人上庭了，你們工作應該很忙吧？」看著他憔悴的面容，顯然前一晚睡得不好，仍在不斷地追看這場抗爭與及被捕者的消息。
黃國輝裁判官嚴正地指出，何先生被拍得主動走近叫囂的少年，攔住了防暴警，「正正是因為你」令該少年最終逃走了，案情嚴重，故下令何先生即時還柙等候判刑。
辯方律師建議休庭一會兒，與何先生商討申請保釋，轉過頭，何先生已氣沖沖地走向門口，用力地推門步出。黃官再聽取辯方陳詞後，依然拒絕讓何先生保釋。他只好步入犯人欄，散庭後由懲教人員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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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柙了10多天，何先生最終被判處160小時社會服務令。誠如辯方律師求情所說，對於「手停口停、為口奔馳」的基層市民來說，要抽時間為社會做無償勞動，已經是一種懲罰，不代表輕判。
10多位支持者守在法院外等候何先生，他獲釋後，向大家鞠躬致謝，又舉起「五一」手勢，說：「一齊加油！」
被羈留的日子不好過，何先生撐著大眼袋，明言需要休息一兩天，才能夠逐一細陳感受，可是他還是禁不住說了一句：「再嚟多一次，我都會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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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出生地在馬來西亞，小時候隨家人來到香港定居，人生只想安安樂樂地過去，儘管現時「餐搵餐食餐餐清」，他也算是樂得簡單、自在。可是香港自去年開始發生的示威浪潮，撕破了繁榮、自由的假象，何先生眼見「啲後生仔揹重罪」、警察「無法無天，無法律制裁佢哋嘅」，他有想過回去馬來西亞度過餘生，案件開審前，連家裡的大龜也送了給別人。
他不是沒有想過一個至今還未實踐成功的抗爭方式：「全民罷工」，可是當想起同事們大多是立場保守，「一講呢啲，就拍哂枱㗎喇！」他常自言「讀得書少」，想不到可以如何贏這場仗，「真係唔識講。」然而，即使是學庫五車的人，又會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麼？
對於自己的案件，他已沒有再多的話要說，每次傾談，話題總不自覺地轉為細數警察的各種濫權行徑，「掂一掂，又話襲警」、「邊個大就邊個惡哂」。連珠發砲的話語，旁人想插嘴也找不到縫隙。
「目前睇唔到可以點贏」，但是何先生可以肯定的信念是，「要獨立調查，徹查警隊先」，在他的能力範圍內，唯有「一個動作、一句說話，可能幫到後面少少。」
記者：黎彩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