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觸六四真相不是必然的國度，我們看看中國抗爭者的想法。
對大部份香港人來說，儘管看法不同，六四始終是一件確實發生過的歷史事件，是很多人的歷史認知。但六四對很多在內地長大的中國人來說，卻不全是他們的歷史認知一部份。特別是八九後出生的一代，經歷中共政權三十一年來有系統的造謠隱瞞，六四在很多中國人眼中根本並不存在，當中包括本期接受我們訪問的兩位九十後中國公民社會維權人士小茹（化名）和現時在美國升學的趙思樂，他們均不約而同地在大學時期參與公民社會運動才第一次認識到六四。
消失的歷史 消失的記憶
「在南方農村長大的我，在成長過程中對六四事件一無所知。直至有一次在大學參與公益活動後，有學長播放「天安門」紀錄片才第一次接觸到六四。」出於大家都是大學生，六四對小茹的衝擊尤其震撼。「當時我也是大學生，同樣抱有理想和公共價值。但八九年的大學生，為堅持這種價值而犧牲生命，成為我日後堅持參與社會運動的精神支柱。」由於中共的消息封鎖和社會氛圍，在中國要接觸到六四的資訊也非易事。「雖然在大學時期我也在國內透過翻牆閱讀一些有關六四的新聞，但若說大量接觸有關六四的史料，就非要等到我出國之後才接觸到。」
趙思樂同樣在一次因緣際遇的情況下第一次接觸到六四，「那時候我在大學當公民記者，在網上發表了一則報導得到網友關注。其後有網友向我推薦一些翻牆軟件和有關六四的網站時才第一次接觸六四。」但礙於當時翻牆並不方便，要直至她到台灣升學時，才有機會深入地探究六四的來龍去脈。「有天同學邀請我去聽王丹講課，便去圖書館翻閱有關六四的資料。當看到一幀又一幀屠城的照片，對我來說是無比的震撼。看到專政對人民的壓迫，難免有點抑鬱。」當時，趙思樂不惜把一頭長髮剪短，決心成為一位對抗高牆的抗爭者。
兩位年輕人因有幸出國，才有機會深入探討和反思六四。反觀在中國大陸，談論和悼念六四仍然是一個不可僭越的政治禁區。「但每年六四晚，我也會手執一幀六四的照片，燃點燭光悼念在八九六四犧牲的學生和工人。」已回國的小茹表示時至今日，在中國從事維權工作的抗爭者間談論和公開悼六四，仍然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所以小茹只會一個人悼念。「在圈內的朋友和戰友，有的知道（六四）也有的不知道，知道的大家彼此相信理解就好。」
殺人政權 本質不變
時而勢易，雖然血腥鎮壓不再，但中共的本質跟三十一年前相比，沒有多少改變。小茹認為，現今中共政權對公民社會的打壓，已較八九年改變了不少。「現今的政權比當年武力鎮壓的政權聰明多了。它現在透過輿論、文化論述和社會監控，徹底地把抗爭者和異見人士孤立起來。現時人民對政府的認同多了，加上嚴格的社會監控和新聞封鎖，民眾鮮有機會接觸到有關抗爭的資訊，更遑論同情和支持抗爭者。」
趙思樂則認為中共政權的本質由始至終均沒有改變過。「中共自建政以來一直在自我適應來合理化其統治的合法性。為改善六四後已徹底破產的形象，中共在八九往後的二十年間竭力地在國際上扮演負責任的角色。十年前容許公民社會相對大的生存空間，也是源自同一邏輯。隨著中國國力日益提升，中共已不需要公民社會去疏導社會不滿，更不需要公民社會去取悅國際社會，因此習近平近年積極清理門戶，大舉掃蕩公民社會自是來自這套邏輯。」
重塑六四論述框架
對於中共近年刻意避談六四、淡化六四，試圖把這段歷史記憶從人民的集體認知中刪除，兩位同樣認為在守護六四記憶的同時，亦同時須要對六四論述的框架從新定位。「我們對六四的定位決不能只停留在純粹的政治層面上。」小茹強調當年人民對資源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等經濟訴求，經常被主流論述所忽略。「其實人民對改革開放初期所帶來的分配不均的不滿與憤怒，是當年學生運動爭取到工人同情和支持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們必須把這些經濟訴求和工人的不滿納入六四的論述框架裡面，才能把當年的社會現象全面地展現出來。而這些社會現象跟現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有著很多對應的地方值得我們借鏡，為未來的社會運動給予啟示。」
至於趙思樂則認為我們有必要反思「平反六四」這口號，「由六四屠城一刻開始，這政權已不能再代表人民，因人民已成為被政權壓迫的一部份。因此，我們是要推翻這個不義的政權，而不是期望這個政權會有朝一日還我們公義，奢望這政權會彰顯正義去「平反六四」。同時，我們亦有必要守護這段歷史記憶，作為對抗極權的借鑒。就正如港人將永久銘記反送中運動，作為反極權的集體認知。隨著歷史的演進，我們應不斷豐富歷史的論述，而不是選擇性地遺忘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