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五毛蜂湧而至，不停嘗試將香港抗爭者的口號套用在美國的抗爭當中，藉此嘗試否定香港抗爭者的合法性。
這種挪移本身就突顯了這群小粉紅五毛的無知。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政治制度，每個國家的制度都有其缺陷和問題。正因為我們承認每個制度都有改善空間，才需要向市民問責的政府、民主制度、示威抗議的權利，令社會問題受到重視，並依照制度內的規章改革。
當然，當制度無法令人民的聲音受到重視，令人民需要用選舉以外的方式抗議，甚至對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轉而以顛覆制度為目標的「革命」，在民主國家是屢見不鮮。
五毛的世界觀是低智慧、低層級、簡單的二元思維：親中或親美，撐政府或反政府。因此他們才會以為，在香港「反政府」的必然「親美政府」；事實上，對權力抱有懷疑態度，並用盡方法施加制衡，防止社會腐朽，才是我們共享的民主真義。
修讀社會科學，令我知道社會問題來自制度性的缺陷，將示威的爆發理解為到受壓迫的人發聲，而非像五毛般以為人們上街只是為了搞事，或者由第三方煽動以「顛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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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魯修讀了一門種族政治的課堂，讓我明白到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文化，如何壓逼一代又一代的有色人種。Racial Ideology，確實滲入在美國行政機構的每一個環節，在生活各個範疇形響著一代又一代的黑人族群。
這種看法沒有太大黨派之分－－這種壓逼，是整個國家、跨黨派、跨世代都必需要竭力處理的問題。
如果你有聽過Redlining政策，那就是一個在美國上世紀中期依然被廣泛採用的軟性種族隔離政策（soft apartheid ），黑人市民無論多富有都難以購買城市地圖上標註紅色以外、相對地富有和優質的地區；
黑人的被盤查、監禁率遠高於白人；在零八年房貸危機後，黑人族群的收入中位數、家庭資產下跌的比率遠高於白人家庭，而房屋擁有率（Homeownership）白人族群亦是長年高於黑人族群約一半。
歸根究底，白人在歷史上佔據的優勢地位令他們普遍的財富累積更高，亦接受更優質的教育，階級、貧富懸殊的問題便跨代承襲，導致問題愈來愈嚴重。
在美國，種族是所有政治、社會學家公認要急需被處理的問題；同樣地，在美國，學債、醫療、城鄉差距的問題也相當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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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大部份的五毛，在美國留學一段時間，我更能具體地指出美國整個國家面對的問題。但這又說明了甚麼？
說明了，即使我只是一個過客，在資訊透明、辯論公開的社會，最起碼我能知道整個制度出現了甚麼毛病，以及哪些政治代表正竭力修補。
反之，在共產黨治下的中國，貌似一片太平，其實所有敢於公開指正共產黨，點評社會問題的人，都被關了。
趙連海被囚2年半，皆因 呼籲關注大陸奶粉含三聚氰氨胺的問題；譚作人被囚5年，皆因呼籲關注四川地震災區豆腐渣工程；張淨被囚4年，皆因控訴在農行的150萬存款無故消失，令國民憂慮大陸銀行存款安全；扎西文色被囚5年，皆因接受訪問時提倡藏語教育。
共產黨令五毛、小粉紅誤以為沒有爭辯、討論的社會是最安全的；但實際上，有多種聲音互相制衡，令民眾了解問題所在並嘗試介入處理，才是保障每位公民權利、利益的最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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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Black Lives Matter，但這並不是要指責某某政客的不作為，而是提倡尊重民權、尊重種族差異，且不論膚色，確保每位市民生命受到保障的基本權利。這不單止是在處理警暴問題，而是處理複雜百倍、長年累月的種族問題。
作為爭取民主、公義、自由、人權的香港人，在國際線上從不應只爭取個別政客的支持。香港問題永遠是Bipartisan Issue－－唯有形成政治討論中的「共識」，才有可能在別國的政治中推進。以美國為例，共和黨入主的白宮，以及民主黨領導的眾議會同樣重要；而兩黨靠攏中間的政治人物，政治分歧甚至比黨內極端細。
面對群眾對根深蒂固的警暴、種族問題，政府應該正面處理、疏導，並落實機制處理制度問題。
假如五毛、小粉紅單純就只是將這些示威的訴求挪移、互相引用便以為可以突顯到這些訴求的問題，那麼你們的腦袋就只能塞下中共餵養的狹小世界。
香港人的世界可以很大的，爭取的訴求，可能都與一些在他方發生的抗爭相似。每個示威都是在地的，正如我們不會期望外國的民眾會完全了解香港示威的細節和內部討論；但我們仍期望他們能夠支持我們所爭取的議題、價值。
而本文亦非企圖去疏理所有在美國示威所發生的事情。你可以對示威當中的一些行徑產生懷疑，畢竟示威的內容錯綜複雜，也有不同勢力的參與，但黑人平權運動作為Malcom X、Martin L. King等民權領袖帶領的社會運動，我們也至少嘗試應該理解背後的社會脈絡，以及所折射出來的結構性問題。
對當權者嚴苛，對無權者寬容，一直是我對於社會抗爭的基本思想。五毛、小粉紅永遠都不會明白，為何政權要被監察，為何強權要被制衡－－直至你身受其害的一天。
那時候，記得過去的你，也曾經壓制自己的言論自由，加害未來的自己。
圖：1938年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的 Brooklyn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