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的幸福是決不會長久地停留在一個地方的。——希羅多德
“太陽花學運”爆發已經接近一周了，當激憤的人群沖入行政院，國家的暴力機器開始毫不留情地啟動。我在遙遠的蘭州看到臺北街頭的人群慌亂的眼神、與員警衝突後流血的場面，心情和那些把臉書頭像轉成黑色的臺灣同學一樣沉重起來。在臺大求學的一年時間裏，這座島嶼留給我的印象太溫柔，如今它所經歷的一切，都太暴力了。而對於此時身在臺灣的其他陸生來說，這堂跌宕起伏的公民課，也許上得並不順利。
服貿協議本身和它引發的民主程式公正性問題，在已經模糊的焦點中吃力地被挖掘、被討論，當大家開始反問自己走上街頭的訴求到底是什麼的時候，馬英九記者會的聲明和學術界的聯合回應都變得不重要了。是的，事情發展至此，還是沒有人能說出公眾到底想要什麼，只是每個人心裏都明白，“我們不想要什麼。”在觀察運動發展的過程中，我嘗試去思考為何事情會發展到現在這個樣子。
首先我們來討論一下運動中呈現的民粹主義問題。“民粹主義”（populism）這個詞，也可以翻譯為“人民主義”，它的對立面就是“菁英主義”。、因其強烈的平民立場，它反對“任何因競爭形成的不均”。它的特徵就是：認為五個人只要一致決定就能剝奪第六個人的財產。
可以說，太陽花學運帶有明顯的民粹主義色彩，強調情感因素而非憑藉理性抉擇，這也是造成學運領導人和在野黨認為“只要多數民眾反對服貿，我們就有理由合理合法地制止立法機構的行為”的原因。甚至在攻佔行政院以後，他們還秉持“捍衛民主”的口號與總統對話、與員警對抗。同時在這種思想氛圍下，任何對話與和平談判的努力都付之東流。
與之相反的是馬英九和江宜華強烈的菁英特徵。馬溫和的儒家性格造就了他臺前的強烈親和力，但他高度西化的學歷背景卻造成了其對華人政治運作手段的不熟悉。從“洪仲丘案”引發大規模公民抗議到“九月政爭”處理王金平問題的失敗，馬在民意上愈顯孤立，而成為類似建國以後孫中山那種“孤鳥型”的政治人物。
江是學者出身，雖然對漢娜·鄂蘭代表的集權主義頗有研究，卻仍舊帶有典型的學界威權主義性格，急於做事，一意孤行。這樣的團隊與依靠打拼民意出身的政治人物不同，缺乏聽取、迎合民意的經驗，以至於平復眾怒的努力反而激起了更大的聲討聲浪，確實也不足為怪。
為何此次運動對學生擁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並引發普遍社會共鳴？早在陳文茜的文章《這個國家對不起年輕人》發表後引發的批版大爭議中，就可以窺見端倪。臺灣的年輕世代生活在一種後現代的巨大恐慌中，經濟增長停滯所引發的一系列對前途的擔憂，綜合成為對買不起房子、中老年世代打壓嚴重、工資增長無希望的不滿情緒——那個父輩經歷中的臺灣經濟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未來的美好生活並不能用努力工作換來。
面對對岸的強勢擴張，這個世代活在無比焦慮和神經緊繃的精神狀態中，消沉和低迷的情緒在政府落實服貿協議這樣進一步的動作後演變成為憤怒的愛國主義，集中爆發在“不太適合讀書”的陽春三月。
事實上，大陸通過大規模的經濟政策優惠和開放手段，配合政治上的統一目標促使臺灣依附，早已是人盡皆知。因此這次運動還帶有“抵抗統一”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愴色彩。在政治主權被中美瓜分殆盡之後，經濟主權的進一步淪喪，激起了民眾對島國命運的進一步擔憂。所有人都在思考“臺灣的未來到底應該去向哪里”的問題，而能夠給出答案的，只有親中的馬英九政府。這就愈發加深了民眾心理上的困境。
從馬英九一直以來對服貿的解釋和聲明來看，他也在盡全力為臺灣爭取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機會，為臺灣的經濟發展謀求一條能夠落實的、可持續的道路，而不能全盤否定為軟弱和賣國。如果你有辦法，請你告訴我一條臺灣未來的出路吧。臺灣太珍貴了，它就像繈褓中一個純潔的嬰兒，一點點過錯都會破壞它的單純，而所有幫助它長大的措施，都會被反復爭議一直拖延。如果你回應我，就請我們一直幼稚下去吧，那我並不贊成，只能很感動。島國前途堪憂，抗爭尤其富有悲劇色彩。
在運動進一步激化佔領行政院之後，許多對運動保持長期關注的人都表示了沉重的憂慮。此前暴露出來的學運領導團體內部“鷹派”和“鴿派”的路線之爭、各路黨派利用運動發揮各自野心的問題終於找到了一種自殺式的解決方法——流血衝突，把歷史的罪責交給馬英九，而外部各種利益團體也把“手無寸鐵”的學生用到了極致，盡可能大地博得同情心。
在我看來，學運決策團體內部其實並沒有多少路線分野，沖進立法院的學生都是激進的，根本不存在有實質和平解決方案的“鴿派”。被譽為“鴿派”領袖的林飛帆在流血衝突的第二天，就聲明帶頭攻佔行政院的魏楊“是我們的夥伴，這一點不容質疑”，難道還不能說明什麼嗎？
無論之前對學運人員的組織和安排帶有多大的自信，事實證明這幾個形象不錯的領袖並不具有多大號召力。而太陽花學運對人群的失控，脫離原本和平的軌道發展，也和歷史上諸多失敗的群眾運動一樣，是預料中的事（極富政治經驗的毛澤東發動文革後也沒能控制群眾）。
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勝利的典範，除了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似乎變得如此難以複製。因此我建議可愛的學長姐們好好在家讀一讀非暴力理論的始祖，那位瓦爾登湖旁邊搭建木屋的梭羅的著作，再走上街頭。
1989年的3月24日，也是這樣一個令人心緒不安的早春時節，中國當代詩人海子在北京城外的鐵軌上自殺。他極富象徵意義的死亡，暗示著整個自由主義彌漫的80年代的結束，和接下來那場震驚世界的廣場民主風暴的悲劇結尾。
學運是春天被放出籠子的猛獸，到底是威懾了頑固不化的當權者，還是把來之不易的一點點民主幼苗扒光踩爛，全憑決定歷史的一刹那間，人類自己的抉擇。鄂蘭筆下那“平庸的邪惡”，就是源自每個人放棄自己思考而無條件把權利歸給群體。請諸位三思。
臺灣的這個春天，是屬於它一如既往的溫柔，還是覆水難收的暴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