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基的開台大計波折重重，最新的發展是，由於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向港視發出「要求 (request)」︰港視必須申請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才可以提供流動電視服務，港視為此決定不能按原來計劃在今年「七一」開始廣播。筆者認為，爭議的關鍵事實在於，王維基打算提供的服務， 是否屬於《廣播條例》下的電視節目服務，尤其是否可視為該條例附表三當中「不視為電視節目服務的服務」；但由於箇中細節十分技術性，請原諒筆者真的不能「三言兩語說個明白」，所以無謂班門弄斧。
姑勿論港視服務實質上是否「電視節目廣播」，筆者認為，通訊辦提出所謂「要求」的做法，卻明顯欠缺正當的法律理據支持，甚至有越權 (ultra vires) 的可能。
看官可能會問，通訊當局不是在 689 會同行會拒發牌照給港視前，曾經建議一併發牌給港視，更反對給申請機構排名的麼？及後不是也曾經表示「不會調查港視收購『中移動』」的麼？為何現在又另搬一套理論出來呢？筆者必得指出，建議發出三牌、以及決定不調查收購行動的，是作為法定機構、由何沛謙擔任主席的「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作出，而不是今天發信給王維基的「通訊辦」(Office of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兩者中文簡稱一字之差，但其實從中英文名稱全寫，已經不難理解雙方的關係︰「通訊辦」 (Office) 是「通訊局」 (Authority) 的執行機關及秘書處，負責支援「通訊局」 (Authority) 的工作。
就算是兩個機構，但由 Authority 指示其執行機關 OFCA，給王維基發信，不是已很明顯嗎？我們要留意的是，OFCA 既為執行機構，其權力亦只能由 Authority 按照法例規定行使；換言之，連 Authority 本身也沒有的權力，OFCA 當然也沒行使之權。
縱觀整部《廣播條例》，Authority 的權力，其實集中在審批牌照及在程序中提出建議、監管持牌廣播機構的運作及處理相關投訴，還有執行反壟斷條文等，卻完全無權就所謂「無牌提供電視廣播」的行為，行使哪怕是調查、搜證或檢舉的權力；即使有「無牌電視廣播」的罪行，但作為一條刑事罪，拉人封台的權力在警察、檢控權力在律政司、裁決權力在法院，完全沒有 Authority 介入其中的規定，那麼 OFCA 又如何找到法理依據，去為港視節目是否需要領牌的問題給意見，甚至下「指示」？
至於通訊辦常常可以「取締」民間電台甚至沒收器材，則全因為《電訊條例》有條文授權 Authority 或者得到其授權的人員（例如 OFCA 或者警察）破門、沒收物件甚至拘捕嫌疑人士，但《廣播條例》卻沒有同樣的授權條文。所以，假設王維基堅持「公民抗命」，OFCA 甚至也不會有權直接查封葵涌的電視台或者拘捕王維基，頂多只可交由警方代勞，試問又有何權力在現階段論斷港視的服務算不算是「電視廣播服務」，甚至發出一紙白紙黑字的「要求」？
從港視事件可見，通訊局 (Authority) 以至其前身廣管局，多年來在執行法例時，不論是提意見還是作競爭調查，一向都字斟句酌小心翼翼，更別忘了其現任主席是資深大律師，筆者實在不能想像，Authority 敢不惜逆香港人的意願，而指令 OFCA 達成一件根本於法無據的任務。
而事實上，何主席乃至整個 Authority，甚至未必有權直接給 OFCA 下指示。OFCA 在編制上受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統轄，通訊事務總監本身就是一位 AO，其上司不是別人，正是有份參與將發牌遊戲規則臨場改為「三揀二」、且不斷像錄音機般誦唸「一籃子因素」的蘇錦樑局長。
筆者只是想指出，「冤有頭債有主」，港視被追打到今天的境地，理應不是當日曾堅持要全發三牌的通訊局的決定，至於真正主謀是誰，「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