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韓國文化部支助的「東南亞獨立文化考察團」行經馬來西亞，接受了記者朋友哥斯拉訪問，內文頗為深入，本港媒體鮮有觸及，特在此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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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Hidden Agenda黃津珏访谈—LiveHouse篇
专栏特约之 『行走巨响间』
文：哥斯拉
日前透过友人的介绍下，有幸认识到来自香港Hidden Agenda的黃津珏（或称AhKok，下面也会这么称呼）。AhKok是香港一间叫做Hidden Agenda的Live House重要推手。
首先要简要的介绍他们，Hidden Agenda是香港众多LiveHouse中，相信是香港少有走在社运线上的LiveHouse。Hidden Agenda是在2009年就在香港的观塘成立，但在2013年因香港政府的‘活化工厦’的政策被逼迁离。但在众多支持者的帮忙下，他们不但把香港LiveHouse与文化与艺术生存问题带上社运舞台，并也成功搬迁至牛头角大业街高良工业大廈。
虽然如此，他们如今面对香港政府的刁难，并计划着第3次的搬迁。在成立短短的4年期间，他们所迎接的演出乐队各式各样，在2010年，更被Time Out Magazine (HK) 选为香港最佳演出场所。
好，背景的部分我不多说，各位读者可以看以下的链接，自己了解详情。除此之外，以下这一访问将会分为3个部分，主要都是讨论马来西亚与香港的LiveHouse、艺术与文化发展和社会情况等。今期将会谈两个区域，甚至是全亚洲的LiveHouse发展为主。
官网：http://hiddenagenda.hk/
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Hidden_Agenda_Live_House#cite_not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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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你在马来西亚有多久了？
1.答：10天左右。
2.问：在这段期间你去了哪些Live House或者是Live Space？
2.答：在吉隆坡，我们去Findars,而Lost Gen是一个很不错的独立展出空间，我认为可能未来会有各式噪音，实验性音乐的演出。另外一个是从5年前就成立，并往庞克场景或硬核场景发展Rumah Api。我认为这是一项很有趣的现象，因为他们虽各自都有与政府或旧规律发生过冲突，但他们还是继续运行，而且也充满着活力。
3.问：我明白到你们曾去Rumah Api，若我拿香港的Live House作比较，那么当中香港与马来西亚的live House生存环境有什么差别？
3.答：我了解到的是，在香港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因为租金都是特别贵，尤其是在住宅区，而很多艺术团体都是靠着工业旧区生活。但在马来西亚，LiveHouse在住宅区或商业区等，都还有选择的余地，而租金还算负担得起。
以此同时，我认为独立音乐和Live House在亚洲各国，尤其是东南亚还算是新的概念。各国的政府并不明白到这些独立音乐或Live House到底在做些什么，就把你归类在旧的系统里。这需要时间来教育大众‘什么是Live House ’，和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们成长。
4.问：你可以形容你在这10天内，对于马来西亚的live house的感觉？
4.答：其中一个就是场景的族群区分，就像马来西亚的独立音乐场景有分为马来人，或是华人等，这与香港情况相似。在香港我们也有分为是西方人或用英语交谈的场景，另外一边就是香港本地的场景，这两个场景是相当隔开，以致会有专门LiveHouse是给西方人的，当然香港本地的LiveHouse也不少。
近年来，你可以看到不少的年轻艺术家或是音乐家，都尝试打破这样的局面，也就是尝试融合上述的两个场景。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LiveHouse场景也有些发展，我了解到这里的种族与宗教问题都是被有关当局用来控制人民的道具，但这里的青少年已没有这样的压力，他们也尝试要建立属于自己的社群。
5.问：我很惊奇为什么香港的live house分为西人和香港人，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现象？
5.答：其中一个原因是语言的关系，在香港若是你不能说华语或是广东话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一些外来者会因为如此形成了自己的圈子或是文化场景等，他们可能都在香港的中环等地，大多是属于中上阶层。
以上这个现象想必是很久了，这现象也导致观众群的分散。但现在可以看到不少人尝试要融合上述两个场景，就拿香港其中一个大型音乐节—Clockenflap音乐与艺术节来说，这原本是由3个英国人或美国人所举办，他们发觉到不同场景的分离并不是好现象，所以他们放了很多的精力来打破界限。
尝试打破界限的Clockenflap音乐与艺术节自己也尝试寻找中文名，也邀请了许多本地的乐队或音乐人演出。
6.问：香港与马来西亚都有一个共同点是，我们曾被英国殖民过，你认为香港本地圈与外国圈分开是因为后殖民的语境里所致？
6.答：我认同，但我觉得并非如此简单。我认为文化工作者或音乐家等是容易把自己和其他的场景分开，如以前的香港可以看到音乐圈子的并不会与美术圈子的人在一起，而美术圈子的也不会与街舞圈子在一起。
我明白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圈子里，有着共同的语言，但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会太过依赖我们的共同语言，让我们逃出舒适区时造成困难。但我们现在需要团结一致，因为我们面对很多共同的问题，好比是政府的政策并不能滋长艺术风气和新自由主义的入侵。他们都不会看待艺术与文化本身，但会把艺术与文化视为是促进观光和财经的工具，或是以艺术与文化来推广城市。
很多时候政府并不会真正理解艺术与文化中的美和价值，当我们面对到这样的情况时，我们都会尽可能避免成为他们的工具，因为这可能会把我们变成是商业交易的一环，甚至是制作‘爱国’的艺术作品。
7.问：有一次你提过东南亚一带的livehouse都面对一致的问题，你可以在这里提多一次吗？
7.答：对我而言，现在我们享受的独立音乐，如噪音，实验性，摇滚等都是从西方国家借来的，所以一旦我们尝试把他放在亚洲的语境上，将会出现一些冲突，如政府没有专门的执照给独立音乐，而他们本身也很难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对我而言，独立音乐是一个很广的文化，所以政府有专门的分类给予我们。我打个比喻，当政府看独立音乐时，他们会因为这是一条狗，所以你需要养狗执照，但事实是这是另外一个物种。因此我们还需花上很长时间来教育政府这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如此，独立音乐也可以很简单，也就是拒绝商业化和不以主流听众为市场。另外，我们现在也是有受到来自政府的刁难，因为对于他们而言，音乐是那些专业训练古典音乐，若贝多芬或是京剧等才能算是‘正当的音乐’，但很多时候独立音乐并没有这样的背景。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观众十分的有限，我看到很多的LiveHouse在生存上都有着困难，你若不是往商业交易为目标，不然就是尽可能设法增长你的观众。若是选择后者的LiveHouse，会需花上更长的时间来让外人参与与了解该LiveHouse的艺术与文化，并成为支持者。
8.问：你提到说香港在标牌自己为文化城，就像新加坡，但香港政府逼Hidden Agenda搬了3次，这会不会有些吊诡？
8.答：我会说现在的香港政府只会特别关心特定的艺术，就像在香港西九龙地区，他们就建了犹如动物园的文化城，把那些好看的动物如狮子，海豚等之类的放在里面。至于那些不漂亮的，不明白的动物就直接忽略。
那些生产力高和有利可途的艺术家，香港政府就会很关注，他们会给予很多的资源在设计，商业电影，有时候也包括美术。但对于独立音乐，他们就真的不明白，也并没有给予援助，我觉得香港政府在推广独立文化上做的很差。
9.问：所以你刚刚说的就是香港政府会视乎可获利而选择艺术？
9.答：对。
10.问：livehouse 在亚洲，甚至在全球都很难生存下去，但Hidden Agenda可以维持这么多年里，你们是怎么样维持Hidden Agenda的生存？
10.答：现在来自香港本土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我们搬过两次，每一次我们要搬走之前，我们是真的没有钱，所以我们需做筹款音乐会。第一次的筹款音乐会后，我们有了足够的钱，我们就搬去别处。第二次，我们也面临到要搬的局面，我们同样的也做了筹款音乐会，心想若是这次的支持者不够多就放弃Hidden Agenda，但我们最终还算得到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我觉得这是因为香港人开始意识到文化活动的重要性，使到支持者也越来越多。但现在的香港政府也不打算负上他们要帮忙推广文化活动的责任，反之他们也全力避免担当任何责任。
与Hidden Agenda黃津珏访谈——Live House篇（2）
专栏特约之『行走巨响间』
文：哥斯拉
上回我们有谈到香港与马来西亚Live House一同面对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也谈到说双方政府（多数是香港的经验），如何视“文化”为经济生产工具，除了忽略独立/地下音乐之外，也透过文化产业来培植意识形态等等。
今期也会在继续再谈Live House，不过方向将会衍生至“文化权”及Live House与附近社区的互动等。
1问：我们都知道台湾政府目前正在帮助着该地独立音乐场景的努力，你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1答：在香港出现了一个现象，也就是很多对台湾政府有着遐想，他们认为台湾的文化是开放的，他们那边的文化发展部门都积极的帮助独立音乐场景等等。
以此同时，我也知道很多台湾的音乐人都有着很艰苦的时光，如“地下社会”的关闭。我们与“地下社会”因有着类似的问题，如有居民投诉，没有执照等等，所以我们都经 常观察对方的处境。
但现在“地下社会”还是关闭了，这是因为台湾的文化部部长龙应台无法拯救“地下社 会”。
在这当中，我也理解文化是一个很大及复杂的概念，不是某个部门的主管能够为它 作出改变。我认为文化的概念其实在么一个人的心目中，而不是只由单个部门能管理的。就好比说，在10年前在街上演出将会视为讨乞的举动，对城市的印象不好。但到了现在，越来越多人可以接受到这类的演出，并且也很享受当中。
对我来说，法律条文等的改变并不那么重要，最重要是人们怎样看待文化权，言论 自由等。
2问：有些人提出这样的概念，文化权与言论自由同等，你又是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2答：我会认同说文化权是人权。
有些时候要了解其他的文化是不容易的事，因文化在广义上来说人们的生活方式（The Way of Life），而这世上又有许多中生活方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容忍我们不了解的文化，而不单只是艺术及音乐而已。
近年来香港的LGBT运动越办越成功，许多朋友都愿意公开“出柜”，对我而言这是文 化权的一种，就好比说，当你在街上演奏，你会吸引到一部分的人群，但也会阻碍到其他路人行使，若你不喜欢那个音乐，甚至会让你觉得很烦躁。
我不觉得我能够得到100%的人们喜欢街头演奏，但以此同时我们也可尝试容忍我们不太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并设立法令来管制更为重要。
3问：Live House或其他的音乐活动等在演出时都一定程度上要符合政府的要求，但某种程度上政府也是尝试控制Live House的经营，以达致盈利方向，而Live House也需一定程度上也要有政府的认可，所以在两者之间该如何平衡？
3答：我认为我们宁可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经营，但若能够在周围建立起邻里关系是很重要的。就好比说在香港每个人都可投诉噪音问题，就算是1个人投诉都好，警察之后也会要求主办单位停止，无论那个活动有500人参与都好。
我觉得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就滥用法令所带来的方便，来停止某些节目进行，但很多时候若能警察好好谈，很多时候都是能够进行的。
我们有时有进行街头演出，当然我们也没有相关的执照，但我们会印刷传单，附上我们的电话号码。若有公众觉得太吵了，可直接联络我们主办单位，而不是警察。我认为这是在社区居民，观众及主办单位间一个很好的实践。
4问：Hidden Agenda有与所处的社区居民进行互动吗？
4答：其实我觉得，在观塘一带的350栋工业建筑中，在最高潮时期每栋建筑物都住有大约10位的音乐人。所以可说这些音乐人在Hidden Agenda成立前就已存在，Hidden Agenda成了这个背景下的有机产物。
当然也有很多外国的游客也经常来到Hidden Agenda看演出，并且也品尝到香港道地的食物。餐馆业主对这个现象感到很高兴，因这个现象带动了生意。
5问：由于位于马来西亚安邦的Rumah Api也面对到征地的问题，并且也与当地的居民携手对抗，那么Hidden Agenda有没有类似的举动呢？
5答：是的，在Hidden Agenda内，我们很多艺术家都相当的团结，因我们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我觉得下一步应是要与我们所处的社区，与这里的工人，餐馆业主等等建立起关系，共同反对活化工厦计划。
与Hidden Agenda黃津珏访谈（3）——政治、经济及文化篇
专栏特约之『行走巨响间』
文：哥斯拉
与黃津珏的访谈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他除了分享了香港LiveHouse的处境之外，而且也对香港的时事都有自己的洞见。
由于黃津珏是香港人的关系，而香港社会近年都有新事物出现，并且也发挥其影响力，对此我也感到一些疑惑，所以除了谈艺术之外，本篇的访谈也开始涉及到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
1问：请问你认同“艺术作为政治工具”（Art As a Political Tool）这样的说法吗？
1答：不，我不认为艺术是政治工具。虽它也可以是政治工具，但若一旦成为这样，那么艺术将会失去其精粹。
对我而言，艺术就如语言一样，好比说在各式的集会是一种社会能量的转变（Energy Transform），艺术及音乐也一样，我们尝试在创作过程中把不容易被识别的能量及情绪都注入在艺术及音乐中。
这种转变对我而言很重要，因艺术及音乐都是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有时我们在集会中的发言都只会回响（Echo）到特定的人士，但如果我们转变成音乐，另外一些人士也会被回响到。
对我而言，以上的过程都是一样，艺术不是为了政治，而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2问：在我上回看到的Hidden Agenda纪录片中，片子里有提到香港有部分的livehouse不愿意趋前大声表示自己是Livehouse，是什么让你们站在社运的前线？
2答：我不知别人是怎么想，但我认为可能其他人有其他的情况。但在我们的经验里，我们其实有空间可进行各式尝试。
其实除了livehouse之外，很多在工业大厦的剧场及艺术工作坊都可能因没运作准证，所以都会尽可能保持低调。
但是我们Hidden Agenda已经对每2至3年就需搬迁一次的轮回感到有些厌倦，我们认为可以把这些艺术空间的课题带上媒体，并向政府反映需解决这个问题，以及共同讨论要如何一同解决。
虽然如此，我并不认为我们与其他人有特别的地方，只是我们的压力可能没有那么大，假设真的要从此结束，我们也可结束，因我们并不是以这个为生，因大多数人都是自愿来参与。
3问：但你们的议题带上了媒体的层次后，香港的反对党是怎么看待这个议题？
3答：不管是现任的政府或是其他的政党都不会理会我们，但其实我们也并没有向政党寻求帮助，因现在的香港的政治系统并不是很有效率，并且也非常无聊。
反之，我们尽可能聚集所有的艺术家来进行抗争。虽然如此，还有有一些政治人物仍有从旁协助，而我们甚至也一起召开会议，但都是失望而归，因政府的发言人都在逃避他们的责任，并指前往其他部门。
另外一方面，香港保守的政党对艺术及文化事物都很感兴趣，因这是一个好工具，及可从中吸取年轻人的年轻力量。
但我们都尽可能避免他们，因若成为政党的工具，过去所做的一切都会白费。D.I.Y的精神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能够自我维持（Self Sustain），我们都不会太在意争取经费的事物。
所以这也是我们反对活化工厦计划，因我们认为创意工业也是各式工业的一环，因要合法化这个工业。
另一件事，我们也不想成为在政府底下 拥有特权的组织，这不是我们要的。政府若要拯救Hidden Agenda是很容易，他们只需另寻找一个地方安顿我们就好，人们就不会再搞集会等等。
但对我们而言，这让Hidden Agenda享有特权，而若我们真的拿下这个待遇，这也相同背叛过去支持我们的人们，还有其他与我们相似情况的艺术空间。
4问：那么在Hidden Agenda为各独立空间抗争时，其他不同议题的社运分子又是如何看待这项议题，以及是否有给予你们帮助。
4答：其实很多全职的社运分子并不知如何处理有关文化议题，但在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得到一些政治人物的协助，如长毛（梁国雄）及阿牛（曾健成）等。他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并且我们举办集会时他们都会前来参与。
但其他的政治人物，他们都会计算他们会因此失去多少的选票及得到多少选票等。香港的情况仍是以金融及银行业吃重，及租金高昂的住宅区方向发展。
我们所提出要保留现在的工业大厦，都会有很多人对此提出反对，因他们都想要新的银行区及商业区等。
也因为如此，很多政治人物都不想帮忙我们的议题，因这样可能会导致他们失去中间或更高收入阶层人士的选票。
5问：根据我对马来西亚社运的观察，很多时候社运圈子与艺术家圈子关系并不密切，但经过一些事物后，开始有一起合作的现象。我想问香港会有如此的现象吗？
5答：在香港的例子，社运圈及艺术家圈的关系都很紧密，以致现在都不知要如何分出来，因很多时候社运圈对文化及音乐都有关心，而艺术家也可是社运分子。我认为一旦你参与社运，你只是在这当中得到新的身份。
6问：社运的其中一项特征是他们都想把议题以最快的速度传开，但有时在这过程中会没考虑到艺术家的意见，在香港有这样的经验吗？
6答：有个例子是，你看香港政府的宣传海报，你就知道他们是如何对待文化及以上，对我而言，你不能够找到一张不错的政府或政党的宣传海报。
如果他们连宣传海报都没办法好好设计，那么他们还要如何举办各式的文艺活动，来滋养香港的艺术及文化？我认为他们做不到。
我认为这是因政府及政党都对文化及音乐都没有审美观，他们只懂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而已。
其实现今的香港政府“贿赂”一些街画艺术家来支持政府，如在电箱处画上图案等，他们自认他们有文化及能够理解。
但谈及滋养本地的艺术并不是一个活动就能完成，对我来说是一直不断的程序。你必须要去了解到你的活动会对未来有什么影响。
好比说现在香港政府有很多爱国的演唱会，并不断宣传政府有多好等等。但作为艺术家，我们要对此保持批判的态度，因若只是专注在这些上，可能会有些短期的影响，但长期而言，这样的环境并不能滋养香港的以上圈。
7问：香港人近几年各式的大集会中开始寻找到自己的在地身份，但在当中也会出现对中国排外的现象，我担忧的是这个现象可能会被激化，我想问你所观察的情况为如何，及未来会如何走呢？
7答：我想现今寻思香港人的在地身份是一件很流行的事，但在这当中可分为2个群体，第1个是他们确实寻找相关的历史，文化遗物等，并透过社运及艺术等反映出来。
另外一个是以种族主义的来建立自身的在地身份，现在有很多运动都是针对中国人，他们都称呼中国人为 蝗虫，这是一项很危险的举动，因在二战时的法西斯德国就以 蟑螂称呼犹太人。
但中国的问题是很复杂，这不关中国人入境香港的问题。当你看现今的香港时，你就可发现到香港是一个中国人来旅游的城市，这也是中国新暴发户来购物的地方。假设是有着一定教育水准及赏识文化，我想他们也不会来香港。
另一方面，香港人自己也很容易把自己孤立起来，但站在整体上来说，中国政府的问题是最需解决的。
现在有很多中国人下来香港枪购奶粉，而且很多香港人都尝试阻止他们及说很多种族主义的言语。但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无法提供安全的食品给中国市民，以致他们前来香港购买。若我是中国的家长，我知道香港有安全的奶粉出售，我自然也会想尽办法，能买多少就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