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進圖先生的遇襲，讓像我這樣曾經嚮往香港的內地人，再一次問自己：香港到底是什麼？
我跟劉先生僅有一兩次電話上的交往。那是兩年前，陽光衛視總裁陳平先生邀請我到香港創辦時政雜誌《陽光時務》。我們很快組建了包括來自香港、內地、台灣及海外同行的編輯團隊，並按照香港法律申請工作簽證。大部分同事的簽證都順利獲得，然而我的簽證遭到了百般挑剔。各種法律問題擺在我的面前。
經朋友介紹，我和劉進圖先生通了電話。法律科班出身的他，對我的問題給予了詳細的專業解答。他囑咐有問題可以隨時找他，但是後來我懷疑我遇到的麻煩跟法律沒有關係，所以沒有再叨擾他。再一次想到他時，已是《明報》撤換總編風波。
春夏之交的一道閃電
我細說這段經歷，是因為那時對香港充滿了期待。在那些總是隱身於商場裏的咖啡館裏，在那些街頭的小吃店中，在位於老舊工業區的辦公室裏，我和同事們整天都興奮。對於有過若干次在內地創辦新刊經歷的我來說，這種興奮不僅僅因為一本雜誌的問世，而是我們看到香港的命運正處於關鍵時期。
在龍應台女士於港大主持的一次沙龍中，我講述了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對於香港的認知和情感，引起現場的共鳴。香港進入我們的生活，是從1989年天安門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我們只是從歷史教科書上知道，它跟澳門一樣，是一個父母被迫遺棄的孤兒。然而，在那一個風雲激盪的春夏之交，香港突然以另外的形象出現。作為參與運動的學生，我們能夠感覺到來自全世界的支持，但是香港是距離最近而且最有力量的一個。運動過程中無數的聲援和捐贈，以及運動被血腥鎮壓之後的逃生通道，香港恍若黑暗天空中的一道閃電，讓人幻想雨過天晴的彩虹。
選擇新聞作為職業以後，我從一開始就想方設法訂閱香港的報刊。儘管對八卦新聞和情色副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我眼裏那都是令人嚮往的自由。後來我到廣州工作，更能感覺到「香港製造」對於南中國的影響。
二十年後英雄落難
那些年中國社會的飛速變化，也讓我們對民主轉型充滿了期待，並以自己的職業投身其中。因此，我並沒有時時想到香港，更沒有想過要到香港工作。等到我接受《陽光時務》主編職務的邀請，再細看香港的時候，我很悲哀地發現，原來二十年前的英雄如今已經落難，正處在各種自我救助的抗爭之中。
從中國內地的政治邏輯出發，這是香港必然的遭遇。很多年前，就有一位內地官員對我說：要不了幾年，香港就會變成一個內地城市！當時我沒有在意他的結論，但是他那自信而又陰險的表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彷彿代表整個中國政治的態度。儘管如此，兩年前我和新的同事們並不氣餒。香港人的奮起抗爭讓我們感動，我們也希望能有機會投入自己的綿薄之力。我們也想像它繼續為中國黯淡的天空投射一點光芒。有一位同事說，二十年前的天安門廣場，現在移到了香港。
我不止一次講述自己的故事，是希望讓香港人知道，很多內地人來香港，並不是要來搶香港人的福利。我也有很多來自內地的朋友，現在都留居香港，大多在媒體和高校工作，是反「國民教育科」等運動的強烈支持者，因為他們比香港更知道這種教育的毒害。我也曾經指出，香港人發布的著名廣告《忍夠了》，在內地網民中的反應主要不是受辱，而是無數的戲仿，因為這幾乎說出了他們的心聲——他們比香港人更理解什麼叫做「忍夠了」。
還是那樣自信而又陰險的表情，內地官員對於「驅蝗」也不屑一顧。第一，這種行動並不會直接騷擾到他們及其家人；第二，他們也樂見這些不服從內地統治，把香港當作自由、法治和福利社會的民眾遭受羞辱；第三，這絲毫不會影響他們把香港改變成一個內地城市的進程。
從目前看，我們都是失敗者。我的工作簽證申請延宕了兩年之久，香港當局從法律上挑出的各種理由都未能成立，最後以「不再處理」（即不拒絕亦不批准）作結。差不多就在我得到這個最終回覆的同時，陳平先生遭遇暴力襲擊。數月之後，又聞劉進圖先生的不測。
香港媒體人的每一次遇襲，都讓我震驚到難以名狀。2012年8月，和我也略有交往的香港「獨立媒體」辦公室遭遇蒙面歹徒襲擊時，我立即令當時的《陽光時務》發表聲援及抗議聲明，指出這是對新聞自由的威脅。等到黎智英先生寓所接連受襲的時候，我們這個發布聲明的平台已經沒有了。
我看見那個自由、法治、繁榮且富有人道精神的香港，成為正在離去的背影。我想告訴香港人，這才是真正「驅蝗」力量。只要繼續這樣下去，你們大可放心，香港的天空可能變得比內地還黑暗，不僅不必上街「驅蝗」，連你們自己也都要千方百計逃離這正在沉淪的孤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