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2月10日），驚聞英國的文化理論大師與社會運動倡議行動家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溘然辭世，享年82歲。他結束了璀璨傳奇的一生，同時開啟了一個“新時代”（New Times，借用霍爾扮演要角的一場英國新左翼思想文化運動的用語）。
霍爾生前是全世界媒體傳播和文化研究領域共同認可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大家，更是諸多社會社運倡議行動的巨人。
1932年出生在當時仍屬英國殖民地牙買加的霍爾，1951年以優異成績獲得羅德獎學金，負笈英國就讀牛津大學。1964年接受作家兼學者的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邀請，任職於伯明翰大學甫成立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並於1972年真除為該中心的主任。文化研究在當時並不顯眼，但在霍爾的領導下，半世紀後的今天已在全球各地開枝散葉，成為人文歷史與社會科學交彙點上最具活力的學術領域，開展了同時關注社會底層、性別、青少年文化、族群與國族身份認同、流行文化與媒體再現的學術新疆域。
他從未以傳統學術人自居，也不熱衷追求學術評價體系提供的酬賞，而更樂於作為一個有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公共知識分子。大學於他，（只）是一個基地，是讓他在教學中獲得樂趣，並與各路師友合作共同介入公共論辯的基地。
在殖民地接受的是正統的英語教育，所以初到英國的霍爾對斯土的一切並不陌生，但他從一開始又同時感到格格不入，終其一生，以一介生活和工作在英國的黑人自居，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在英國的他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
在牛津求學期間，他開始了一個更美好世界的想像和追求，一個尊重和珍視人類各種差異的世界。當時，他明顯感受到自己和周遭的牛津同學們之間的不同，後者大多是從貴族公學畢業的貴族或富家子弟。
面對英國社會幾波排斥移民的社會爭議，他曾說自己當年來到英國是為了留學，從未想過學成後會留在英國生活和工作，後來成為移民更是始料未及的發展。而留在英國越久，他的黑人意識和身份認同感則越發強烈，對英國主流社會對待移民弱勢群體的方式感到不滿，主張對當今英國社會現狀的詮釋不能缺少黑人及移民弱勢群體的觀點，否則英國即不成為英國。
牛津求學期間，他團結了當地的移民弱勢群體，公開倡議移民應得到公平待遇的公民權利。1956年發生的兩件大事，一是英法聯軍入侵埃及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一是蘇聯揮軍鎮壓匈牙利的民主革命，更觸發了霍爾產生更獨立和批判的政治自覺，走向“新左翼”的思想路徑。
嗣後，霍爾放棄撰寫以亨利‧詹姆斯為主題的博士論文，從牛津移居倫敦，積極參與了當時倡議解除核武的示威抗議，並且參與共同創辦了《新左翼評論》（New Left Review）。白天他在黑人聚居的布裡斯頓區擔任代課教師，晚間則在位於蘇活區的《新左翼評論》雜誌社處理編務。參與這份雜誌的成員相濡以沫，成員包括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愛德華‧湯普森（E.P. Thompson），也包括去年底去世的知名小說家多麗絲‧萊辛，左批在各地實際表現出極權性格的共產主義，右批多行不義的英美帝國主義。這份雜誌歷久不衰，至今仍是英語世界最重要的左翼、進步知識分子的旗艦刊物。
在倫敦的布里斯頓區和蘇活區兩地游走，比在牛津那種濃重的學究和貴族氣息更令霍爾感到如魚得水。布里斯頓區那種活躍和多樣的黑人庶民生活文化，以及蘇活區市井常民的自由氛圍，讓他得以親近許多藝術創作者、策展人和社會運動倡議者，也讓它得以貼近原本在英國主流社會排斥或邊緣化的底層群體和文化。他後來能夠在伯明翰大學開創文化研究的理論和實踐，重視底層邊緣群體及其真實生活經驗和文化的價值，可以說是得益這段期間的生活經歷。
1968年前後，霍爾和兩位新左翼健將威廉斯和湯普森聯名起草了厚達200多頁的《五月天宣言》（May Day Manifesto 1967-68），對麻木不仁的資本主義現狀提出猛烈批判，尤其對於當時雖是勞工黨政府執政、卻對勞工階層的苦痛無動於衷的吊詭情狀，感到不滿與憤怒。他們一針見血地指出，勞工黨辜負甚至背叛了它對選民的承諾，執政後反而受制於當代的“新資本主義”，汲汲於為管理主義和金融資本的權（與利）服務，卻將普通民眾的就業、醫療和教育需求放在次要的地位。此一宣言當時獲得了70位作家、學者和社會運動倡議家的簽名聯署，至今仍是具有現實意義的重要歷史文獻。去年五月，適逢發表45周年之際，這份宣言在英國重新公開出版，並通過網絡自由傳布分享（注1）。
此後，霍爾很少在英國的公共生活和辯論中缺席。1979年，他離開了任教15年之久的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轉赴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任教，剛好遇到撒切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上台，從而展開了他對於“撒切爾主義”和他稱作“威權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的批判，並預言撒切爾主義將比撒切爾夫人存活得更久。證諸1997年勞工黨以“新工黨”名義和姿態重新執政後，緊緊影隨著撒切爾夫人的財經與社會政策，同樣不把普通民眾的民生迫切需求放在執政方針的首位，霍爾確實是一語中的。
以新左翼自居的霍爾，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從來都不是盲目的。馬克思主義於他，一開始是用來對抗蘇聯入侵鎮壓匈牙利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後來則是策略性地用來為底層和邊緣群體發聲的行動武器。他反對老左翼教條主義的態度十分決絕，用他的話來說，他所認可的馬克思主義是“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強調理論的開放性，反對封閉的、自我生成的決定論，而應該在實踐和反思中不斷辯證和修正，敢於超前時代去想像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並超越任何主義與現實之間名實不副的鴻溝，回歸馬克思主義追求美好價值的初衷，是他始終不懈堅持的社會改革方案。就在去年，即使已入風燭殘年，霍爾強忍長年飽受洗腎和換腎之苦，與一群進步學者公開共同發表一份名為《在新自由主義之後：基爾宣言》的社會運動倡議書（注2），希望為飽受新資本主義危機的世界尋找新出路。霍爾老矣，對這個他深愛的世界仍然充滿念想，而這位一代宗師的：“念念不忘，必有回響”，他的思想和關懷必將啟發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繼續走上追求社會改革的道路。
在媒體傳播和文化研究的領域，霍爾也是一位多產而富有原創性的學者。除了提出“制碼-譯碼”此一影響廣泛的傳播模式，為原本毫無生氣的主流傳播研究領域注入活水之外，他也引進並擴大了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理論概念，另在批判媒體妖魔化所謂“社會偏差”人群和現像的研究，後殖民主義以及視覺文化/藝術的研究上，也有難以估量的巨大貢獻和影響力。
2000年前後，霍爾曾受聘擔任倫敦政經學院百年講座教席，為跨領域的研究生主持一系列為期半年的公開課，我當時曾有幸聆聽其中數場講座。當時的他身體狀況已大不如前，出入課室時必須拄著一根拐杖。印像最深刻的是，他說自己從來不放棄社會批判的原因是他始終對這個世界仍懷抱著美好的想望。他還說，他有時也不免對某些學術理論的時髦趨勢或是同在左翼思想陣營的同志發出異議之聲，其實這是故意的，也是策略性的。他用了一個相當形像的比喻：同在一船上的我們若全部都一股腦地坐在右舷或左舷，這船遲早要翻覆，所以他必須唱反調。當時聽霍爾此番言辭，覺得他頗有“予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的風範。
經過了一甲子的歲月，心存抗拒的霍爾最終還是從大英帝國殖民地的子民，變成了英國的公民。但在他的靈魂深處，在他的政治和社會想像裡，當今的英國並不是他理想和夢想中的祖國。英國於他，以及他於英國，永遠是熟悉的陌生人。
注1：下載網址是：http://www.lwbooks.co.uk/ebooks/mayday.pdf
注2：文章閱讀網址http://www.lwbooks.co.uk/journals/soundings/pdfs/manifestoframingstatement.pdf
（責任編輯：代金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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