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政壇元秋之稱的立法會議員蔣麗芸佔領郵輪，成為本地頭條新聞。蔣議員憑着郵輪欄杆，雙手捲成話筒向在場傳媒喊話，完全配合她在立法會發言時的滑稽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也成為網民惡搞的對象。蔣議員說，乘客是弱勢社群，郵輪事件，反映大財團欺壓弱勢。她事後在面書表示：「本人經再三檢討後，認為如相同事件再次發生，本人處理方法將會依然，因為我是議員！在市民需要我幫忙的情況下，我只有一個選擇，就是『不離不棄』！」縱使受到惡評，但卻無悔。
雖然程度不同，輿論幾乎一面倒指摘佔船事件，網上更瘋狂洗版，指摘乘客是刁民，蔣麗芸帶頭搞事，令下一批乘客無法準時啟航，影響他們的利益，破壞香港作為國際港口旅遊城市的形象，與大陸霸飛機佔巴士索償的「旅霸」根本沒有分別。更力主船公司旅行社把蔣麗芸和霸船乘客告上法庭，要求賠償損失。有些批評更是苦口婆心，指蔣麗芸可以先帶旅客離開郵輪，在不影響下一批旅客行程的前提下，與船公司或旅行社談判，才是正確的辦法。
這些指摘，不是全無道理，客觀效果也的確如此。仔細分析，套入香港其他抗爭事件，也完全適用。例如年前的貨櫃碼頭工潮，工人佔領碼頭，阻礙其他車輛進入，目的是影響碼頭運作。又例如再早期的囍帖街重建，居民露宿抗爭，阻止清拆進行。這些行為，都被建制輿論指為激進行為，破壞和諧，影響經濟，阻住地球轉。
或者讀者會認為，貨櫃碼頭工潮，是因為工作環境極度惡劣，工人起來抗爭爭取合理權益。而保育囍帖街運動，是推動居民參與市區重建的理想。工潮和保育，形式都是佔領，目的都是以延遲或打亂對方的原定計劃，令其有所損失作為抗爭手段，但動機卻比佔領郵輪要求賠償高尚得多，兩者絕對不能相比。無疑，這確是事實。
抗爭事件的對錯，確實不能只留於表面形式，還要深入觀察內裏的前因後果，不單看會否影響其他人或導致經濟損失，還要看行動的性質和規模，是否與事件的性質相對稱。郵輪旅行團少去了一個景點，就要用佔領的手段來索取賠償，是否合乎比例，自有公論。
佔領郵輪事件，當中有些論點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佔船者認為，如果離開郵輪，就失去談判的本錢，就是因為有下一班乘客，佔船者的行動阻延了他們的行程，令他們有所損失，才會對船公司構成壓力，才會肯展開談判。
如果我們不因人廢言或因事廢言，在抗爭的過程中，這些論點都成立，都值得探討。問題是，當建制派和極左輿論，鋪天蓋地聲討佔中，說會如何影響他人，破壞經濟，甚至引起動亂，恐嚇會出動解放軍鎮壓。左派龍頭政黨民建聯的副主席蔣麗芸，卻用同樣的理論，用佔領的方法達到抗爭的目的。佔領確實是有效的抗爭手段，建制中人，應該向蔣麗芸取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