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國大陸時事評論員笑蜀
一、座談簡介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與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假崇基學院利黃瑤璧樓舉辦「中國維權運動中的核心分歧」座談會。座談會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主持，內地著名維權律師滕彪博士主講，前《南方周末》著名評論員笑蜀（實名陳敏）回應。座談會未作廣泛宣傳，惟報名情況卻很理想，需移師至較大場地（舉辦地點是一個課室，所以我不用「場館」）舉行。座上客包括內地著名維權律師、關注烏坎村事件的民間人士李金星、著名時事評論員程翔、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周保松等等，也可謂星光熠熠。
主講的滕博士指出，中國維權運動中的核心分歧大致在於五點：應否「政治化」、中外媒體策略、行動形式、前沿程度及維權律師 的社會功能。博士按自身及友好的經驗對提倡「非政治化」者、否定「直接行動（例如聚眾示威、高調與警察發衝突）」者及只跟進「較少爭議案件」者進行批判。
而以提倡「圍觀就是力量」聞名國際輿論界的前《南方周末》評論員笑蜀回應指，據其史學研習所得，極左或極右思想盛行，不利推動和平社會改革；而比較基進地「往監獄裏去衝，弄得一頭鮮血回來」，則往往不是普羅大眾所能負擔──市民大眾特別需要低門檻的參與機會，例如「圍觀」及在網絡上「推文」。歸根究柢，笑蜀認為不同路線應共同爭取，否則在互相批判之中造成互相抵銷， 終將一事無成。
就二人的觀點，主持陳教授則認為路線之爭仍是必須，因為論爭雙方要就所信守的判斷說服大眾依循，而強勢的一方實際上會主導社會運動的方向。
台下發言者方面，有認為滕博士過份標榜「律師」在運動的主體性，指出是律師與否，都可關注社區及政制問題；長期跟進烏坎村抗爭的李金星表示大家其實忽視了「維權」的標籤效應及其對社區事務的窒礙。另一方面，中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周保松博士則詰問笑蜀，所謂的可以促成社會和平改革的「大眾」是何所指、這些「大眾」是否真正存在。
二、香港的「剩餘價值」
香港在眾多論述中被指為中共對台策略的「示範」或「踏腳石」。中共如何定位香港，來自民間者難以精確判斷。但在既成事實面前，起碼截至當下，香港仍可堪作為「中國維權運動中的核心分歧」的一帖良方，並體現於至少三個面向。
文化氛圍
整個座談會中最「有趣」的是，主要講者從沒表述香港在處理有關分歧的重要性。想想看，座談會得以舉辦，多名維權人士首次在外媒、中大生（主要是慕名出席的中大內地生）及公眾的見證下，比較安心而公開地當面就主題激辯；香港在地緣、資源配套及社會文化層面上為維權進程與衝突提供實體的調解平台，其功能不言而喻。
傳播媒介
滕博士在評論維權律師的媒體策略時，曾提及內地傳播媒介固有審查，真相難以流傳；而我理解，博士亦認為外媒的時空限制及語言，只是內媒的一體兩面。由此分析，香港媒體既以華文為主，同時審查問題尚不及內地嚴重，正身處兩者的夾縫，可補內地維權訊息傳播之不足。所謂審查，港媒由商界主導，而政商關聯令自我審查情況日益嚴重。所謂「CCTVB」、「赤化亞視」現象及大量印刷傳媒日漸靠攏政權，尤為突出。此情此景，能掌握時代脈膊，相對獨立自主的新興媒體，包括「民間電台」、「香港獨立媒體」、及「主場新聞」等，更有條件肩負維權運動傳播之責，更宜積極跟進及披露內地社區及政制問題，成為群眾突破資訊封鎖的橋樑。
推動改革的主體：「普羅大眾」
座談會中，笑蜀先生未能回應周教授之提問：「所謂的中間大多數，到底在哪裏？」的確， 中間大多數一直「圍觀」，一直「推文」；其存在毋容置疑。關鍵是：他／我們能否更有效發揮其影響力？
個人以為，「中間大多數」是社會改革的重要力量；他／我們能否互相充權、動員，甚至將沉默的感動轉化為形式各異而理想相近的直接行動，並持以之恆，才最重要。就內地及香港而論，近年大量群眾及青年透過「自由行」與來港升學政策來港居留，加上本土傳統民主運動支持者及部分新生代力量；遠的不說，單是座談之日，場內充斥的正是上述「族群」。臨時「六四紀念館」、「六四」燭光悼念集會、反國民教育科運動，甚至爭議性較大的社會議題例如同志公民權運動中，他／我們的身影與付出，日益著跡。身為內地移民，我與許多背景相近的年輕人雖然背負某些「蝗蟲」或「滲透」的投射，但我們相當珍惜此地相對自由和公正的空氣。
香港至少在此時此刻，有其難以取代的空間去進一步培育所謂的「中間大多數」，去壯大這批推動公民社會改革的主體。而組織及倡議者只有善用此機遇，慎防劃地為牢，才能讓這本已存在的力量朝著不忘歷史教訓的民主運動方向上，迸發火花 。
後記：行政架構與操作，或運動的兩刃劍
報名出席座談時，我曾順道請求大會職員給予機會，借用一、兩分鐘呼籲會眾留意近期舉行之人權行動；職員在座談即將開始前回覆，指座談是「純粹學術性活動」，且有關請求一直得不到主辦者／上司答允，故反過來呼籲出席者不要在活動期間作出呼籲。此乃預料之內，我理解工作人員的顧慮，故打消念頭。至座談尾聲，主持陳教授表示已屆原定結束時間，而椅子需放回隔壁課室，故活動得迅速作結並請出席者盡快離開現場。上述兩段「小插曲」印證一個觀點：主張及提倡，需要靠實踐來驗證；而實踐的基本條件，就是有形或無形的空間；而空間的限制，即實踐的限制。
當我們可以將「國家大事」海納到短短一節座談中坦誠思辯，同時面對架構成熟的行政限制時卻啞口無言，只能聽從安排﹣﹣我絕非提倡抗衡主辦單位的安排，而是想思考一個香港經驗：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能尊重社會秩序，有秩序的運動力量更能持續。然而， 若遵守秩序成為無意識的傳統，公民社會日漸習慣倚賴一切行政安排，並只在龐大架構的安全地帶（comfort zone）中思考社會變革的課題，則會抹殺公民社會原來靈敏機動而領先建制力量的優勢，坐食山崩。
圖文版刊於 http://sandhk.com/?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