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誕生一百二十週年的紀念活動，中共當局在臨近時刻降溫。看來這是他們早有的“戰略部署”，十八屆三中全會前習近平視察湖南時，過毛門而不入，已經做出暗示，但是避免事先張揚引發“毛粉”的叫囂與騷擾，因為讓中共領導人像對付劉曉波、許志永那樣鎮壓“毛粉”，“階級感情”與“特權利益”都不允許他們出手。
習近平解讀毛澤東的錯誤
不但紀念毛澤東的“革命文藝”以不同形式取消或改變，但是紀念活動還是不可改變，例如政治局常委一行的“拜鬼”儀式，繼承了江澤民、胡錦濤時代“逢十”拜祭的儀式，但是紀念大會也只是“座談會”，顯見規格之低。更重要的是習近平的講話，沒有把毛還原為神，就如毛左要求否定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毛澤東功過的評價那樣，雖則它是鄧小平主導下還在包庇毛澤東的罪行。因此習近平在吹噓一番毛澤東的功績後，要求人們對毛澤東的錯誤有所諒解。這點還算比較實事求是。
習近平在講話中要求貫徹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毛澤東思想三要素，這是根據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所做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所提到的黨的三大優良作風（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自我批評）改頭換面來的。第一點、第二點沒有變，第三點改了，用“獨立自主”便於煽動民族主義，而“自我批評”也的確並不存在，甚至不許別人批評。但是不許開展對毛澤東功過的討論，又豈是“實事求是”的作風？
對毛澤東的錯誤該如何認識？習近平是這樣說的：“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係。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準、認識水準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幹出只有後人才能幹出的業績來。”
毛澤東罪錯涉兩面派人品
從一般道理是可以這樣說的，然而毛澤東的罪錯，不是一般性的認識問題，或主客觀的環境問題，而是人品問題，也就是說一套，做一套，是中共政治術語中所說的“反革命兩面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一九五九年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的廬山會議，毛澤東已經覺察到大躍進產生的惡果，準備“反左”，但是因為彭德懷出來反左，毛澤東就來個“反右”的對著幹，把彭德懷反下去，也讓左風繼續刮下去，造成更多人死亡。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澤東約彭德懷談話，要彭去西南擔任建設第三線副總指揮時，彭談及廬山會議；毛說，也許真理在你那邊。其實毛澤東已經透過江青，在上海炮製另一個更大的打彭戰役，不到兩個月後的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刊出，吹響“文革號角”。後又因為北京市委與中央拒絕轉載，毛澤東大怒之下，不久收拾了“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當時彭真是北京市委書記，羅瑞卿是解放軍總參謀長，陸定一是中宣部長，楊尚昆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彭還是政治局委員，陸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彭、羅、陸還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歷史隨即進入文革浩劫年代，不但彭德懷被整死，還擴大整肅到第二把手劉少奇等。其他如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號召大鳴大放，然後以“引蛇出洞”的“陽謀”為由大整“右派分子”。毛澤東借重林彪在軍隊的支持，發動文革，一九六九年共“八大”在黨章中空前絕後的封他為接班人，可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毛給老婆江青的信已經在罵林彪，然後在一九七一年把他逼走，折戟沉沙。這一套手法，即使戰爭年代，也對付過張國燾與王明。
毛澤東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
毛澤東玩這些權謀，出神入化，罄竹難書，就如最近由毛澤東前秘書李銳公佈的，一九九○年再次修繕楊開慧故居時，從她臥室外的簷頭下發現的一封信。是她在和毛澤東分開之後的日子裏寫的，再用蠟紙包好，分藏在老屋裏。其中楊開慧指毛澤東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生活流氓指的是他亂搞男女關係，最近有關他“扒灰”之說已經傳播開來；政治流氓指的應該是沒有道德底線的政治權謀。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國維權律師滕彪在九龍尖沙咀的一九○八書屋組織了一個毛澤東是人還是魔的座談會，我因為正好在香港，參加了這個座談會，還有六四以後流亡法國的蔡崇德。法國是空想社會主義的故鄉，所以蔡崇德比較多的述毛澤東對中國發展的空想，我則認為毛澤東是中國封建文化的產物，尤其是權謀文化。
順便一提的是，我只要回到香港，常常會光顧當年家居附近、在銅鑼灣崇光百貨後面三樓、經營了近二十年的“銅鑼灣書店”。這次正好有知識分子模樣的大陸遊客買書，店主極力向他推薦李劼的《中國文化冷風景》，這位顧客最後買下這本書。去年十月，李劼來台北，出版社為他舉辦本書的新書發佈會，但是台灣的讀者對李劼還是缺乏認識，反而大陸的知識分子日益重視他對中國文化的論述。店主對我說，李劼上一本的《百年風雨》，僅僅他這一家書店，就售出兩千本，如今已經斷市。我在美國認識李劼已經十多年，與他聊天，有“與君一席談，勝讀十年書”之感，因為我比較偏重政治議題，而他對中外文化，尤其是中國歷史文化有精湛的研究，以文化來評述孫中山、蔣介石、陳獨秀、毛澤東，有很
獨到的見解。
解決中國問題從文化著手
在《百年風雨》這本書裡，他有這樣的論述：“史達林和希特勒都是現代工業社會的領袖人物，而毛澤東再自以為是，也不過是小農社會的產物；睥睨天下之際，眼角情不自禁地流露着濃厚的小農意識，連同小農才有的貪婪。”
他還說，與希特勒、史達林、蔣介石相比，“毛澤東確實土得掉渣。毛澤東土在只有王朝情結，沒有國家意識。毛澤東不但不懂國家建設，而且還喜歡隨意揮霍國家財富，換取第三世界對他的個人崇拜。與史達林總是國家利益至上截然相反，毛澤東從來不把國家利益當回事，在熱衷於滿足個人虛榮心的同時，悄悄地準備讓天下姓毛，從而把江山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李劼對中共的黨內鬥爭也有精彩的分析，包括毛如何利用自己的女人，八屆八中全會上本來想利用賀子珍，見了面看不行，才把江青召來上山。這點與洪秀全單純把女人作為洩慾工具不同。
在我看來，中國權謀文化，加上馬列階級鬥爭學說的包裝，就形成“鬥爭哲學”的毛澤東思想，流毒至今未解。
在那場座談會上，有一位中國女士對李劼的作品相當熟悉，想來，越來越多人認識到，要解決中國的問題，應該要從文化著手。也許，破解毛澤東這個人物，是個開始；否則，即使中國有表面的民主，就像台灣一樣，在四維八德、三綱五常的土壤裡，缺乏現代文明的支撐，這種民主是很不完備的，因為小農意識始終與普世價值難以合拍。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必須從文化著手，這也是杜絕“毛熱”的根本辦法。
《動向》 2014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