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篇文章從政治共同體的基本原理討論香港的左右之爭，希望為本土之論述拉出更開闊的視野。本文原分兩日於明報世紀版刊出，題目分別為《本土左與右，或政治認同的十字街頭》和《一個自由左翼的政治共同體構想》，現合併為一。
本來，網絡上不同政見陣營互相批評，並非什麼新鮮事。然而，近月的左右混戰，卻是值得進一步說明，畢竟，圍繞類似問題所爆發的論爭已持續好幾年。這一左右之爭，撇開那些意氣謾罵不說，其實涉及較為嚴肅的觀念問題。
先旨聲明，本文所說的左派，並非那些主力針對階級視野、批判資本主義，較少強調本土的經濟左派，而是特指「本土左派」，後者大多來自幾場社會運動 （如天星、 皇后、反高鐵運動）。所謂本土左派，我所指的是那些具有本土視角、懷有自由主義精神，同時在不同程度上懷有左翼信念的人們。在這個坐標上，問題已非泛泛地 說贊成抑或反對「本土」，而是進一步辨清，你希望的本土，到底是傾向自由左翼，還是向右靠攏。
根據《左與右》一書中，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博比奧指出，左與右的區分標準，是前者主張「平等」、後者主張「不平等」。左與右的對立，橫跨性別、種族、 階級等各個領域。當中，右翼主張，人本身就是存在了 優劣好壞之分，因而「不平等」是好的，這不過是崇尚優秀而已；恰恰相反，左翼則要求糾正社會的不平等，縮小人與人之間基於偏見的等級差異，這進一步關乎人 的自主：「平等是我們生活質量的一部分……平等使多樣性成為可能，使每一個人作為一個人成為可能。」
政治共同體計劃
近年的論戰反覆涉及兩個層面：一是關乎族群認同，而另一則是關乎政治運動的認同（例如將溫和派視為維穩敵人）。兩者又共同指向另一個核心問題：即在 兵臨城下，自治權遭逐步閹割，香港人如何才能形成有力量的政治共同體呢？近年，在愈趨焦灼不安的政治情景下，極右族群主義確實對此提供了某種廉價解答。
極右派胡亂宣揚的政治仇情恨怨，固然叫本土認同之追求幾度蒙污，但我們卻不能因噎廢食。政治學告訴我們，有效的民主，或是，如果我們希望有效地防止 專制，其實就得仰賴某種「願意共同行動」的「集體人民」。因而，「民主」其實是依賴於一定程度的政治認同和公民團結，這往往是民主的核心。
因此，以下的問題都跟民主之落實密不可分：香港人應該依據什麼東西，才能凝聚起來守衛本土，而非自陷於一盤散沙、各自為政？香港人到底如何把自己建 構為具有集體行動力的政治人民？更根本的是，作為政治共同體，什麼才是它的構成原則？左右之分，也是關於這個「共同體計劃」所交出的不同答案。讓筆者先勾 勒出極右的兩項 主要特質。
文化上的極端族群主義
毌庸諱言，極右的政治議程，是將香港人「民族化」。以廣東話、繁體字、港英旗和華夏文化等， 作為香港族群身分的基礎。這一族裔民族主義，它的核心認同並非那超越血緣和族群的公民價值，而是將共同體成員之間的紐帶，奠基在一籃子「預先給定」、前政 治的族裔文化因素。因而，右翼的團結總是一種以文化和口音為基礎的族群團結，往往訴諸某種不言而喻的共同出身或起源。
但最為麻煩之處，或許並非在於「欣賞自己的族裔文化」，而是在這認同背後，往往預設了一個本質墮落、具侵略性的族群敵人，其中包藏了鄙視、仇視的敵意。
從《香港城邦論》到面書世界，人稱「網絡極右導師」的陳雲經常將「中共專政」和「大陸族群性」直接等同，從而混淆專政者和平民之間的合理分界線， 「反共」搖身一變成了「反人民」，例如他寫「地獄鬼國，匪黨賊民」(引自《香港城邦論》，P.47)；他更預言， 「民主化」只會使當下的中共法西斯蛻變成中國法西斯(引自《香港城邦論》，P.52)。而在種種驚人之語背後，陳雲則自我解釋： 「為了保護香港，必須設想大陸發生最壞的民主政治。」(引自《香港城邦論》，P.53)
說得清楚了：本土為了自保，就必須將大陸設想為最壞的（ 包括她的平民百姓和民主化）！恐怕這就是極右敵對性的原型。有趣的是，這個原型，其實倚賴於某種十分籠統的關於「大陸族群劣質性」的整體素描。
同類預設的另一例子，可見時事政論人李怡「借用」韓寒的文章〈太平洋的風〉。為說明「新移民」的本性如何無可救藥，他指出：「新移民儘管不是全數， 但他們 『骨子裏被埋下』的『兇殘、鬥爭、貪婪、自私』」云云。在此，墮落成了「骨子裏被埋下」的文化基因。在我看來，這相比起指控他們是「間諜」或「貪蛇齋餅 糉」更為嚴重，因為「判斷」已落到了「骨子裏」的內心層次，而且到了「兇殘、鬥爭、貪婪、自私」的可怕地步。
但值得注意的是，縱然李怡「借用」了韓寒關於大陸國民性的批評，近乎搬字過紙，但兩者壓根兒還是有分別的：韓寒是自我批判和反省，他通過直面國民性 中潛藏的弱點（正像當年魯迅），為集 體靈魂尋找治療（向台灣借鏡），哪怕是微弱，也懷有自我改革的希望；但李怡卻完全不同，這是對異族的輕蔑和排斥，對大陸人無可救藥的判罪，因而在文章末尾 作者如此反問： 「香港民主人士有何能力去改變他們？」可見，類似的國民性批判，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在右翼論述中，他人的「族群劣質性」總是成了一曲反覆吹奏的濫調，它取代了對城市承載力、都市願景規劃、公民成員資格和旅遊政策等課題的開放討論和深入思考。
政治上的雅各賓狂熱
這就解釋了，何以不管情况多麼千差萬別，但只要一旦沾染大陸人的色彩，極右就汲汲於全力貶斥。因為凡此種種，背後都預設了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墮落大陸人」之形象。
其次，極右的第二個特徵，就是雅各賓狂熱。例如，激進派嘲笑碼頭罷工、佔領中環等不夠激烈，更常常以將「漸進」與「溫和」扭曲為「平庸」的等號（其實一般市民心中以上運動並不溫和，這說明了極右的抽空離地）。
所謂雅各賓主義，指的是一種絕對化了的革命意識形態，通過不斷訴諸「人民」的名義，擴大革命發動鬥爭，繼而推行某種激進但寡頭的政治運動。雅各賓的 敵人，不 僅是1789 年之後已然失勢的舊體制幽靈，而且也是新時代同樣相信「自由平等博愛」的同道（例如死在斷頭上的著名法國大革命人士丹東）。正像今天民主激進派系，雅各賓 狂熱意味着無休止的同室操戈，並反覆拷問「誰才真正有資格代表『人民』」，從而設定了一種非常偏狹的人民觀，老是生產出一系列「二元對立」，來成就只此一 家的「人民象徵性」。
在香港，我們找到了如下的「二元對立」，像是說：溫和vs.激進；漸進vs.革命；政團陰謀vs.人民意志；普世vs.本土；和理非非vs.勇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對立中，前一項是出賣人民，唯有後一項堪稱「體現人民」的權威象徵。
然而，這裏的所謂人民，只是一種以單一原則和傾向所構成的價值變形物，因而嚴重缺乏公共性，像是說，它根本漠視多元社會的合理分歧，或公民內部的異 質性。雅各賓主義縱然開口閉口說人民，但它卻是反民主並具有強烈的對內排斥性的（例如一味將路線不同者打擊為「出賣人民」）。說到底，這是因為它拒絕承擔 公共意志 形成過程所需要的基本倫理：對差異的敏感、平等互惠原則（以對方能夠接受的理由說服），以及尋求聯合的意願等。
雅各賓政治之所以能發揮作用，是因為它看準了落實人民主權的不確定性。人民，並不總是能夠體現為一個整體，因為，異質公民之間經常有所分歧，但民主 話語卻要求整合出一種人民意志。 雅各賓政治就是以少數激進公民的絕對認同，抹殺整體人民的複數性格，懶得面對民主生活的基本要求，結果是造成民主的弔詭：以人民之名義將民主謀殺。
小結
以上兩項特質的共通之處，就是在愈益不確定的局面之下（中港交流愈益頻繁和政治形勢愈見險峻），訴諸更絕對化的認同，這卻造成了部分公民的族群身分 和政治參與不能被平等看待的問題。極右派的認同方案，在提供強大的凝聚力之同時，也不斷製造排斥，因而，它們也都十分強調「出賣論」，並在族群問題喋喋不 休地和抗爭路線上指控他人為投共維穩。接下來，我將初步勾勒出自由左翼的共同體計劃。
一個自由左翼的政治共同體初步構想
首先，本土左派的「本土」並非以「族裔民族主義」為根據，因為香港社會，以至世界上大部分民族國家，都不是由單一族群構成。
在此，我引用哈伯瑪斯關於「後民族社會」的論述，他認為，在由多族群的公民構成的民主法治國家中，必須防止「族裔民族主義」，因它總是將族裔 （Ethnos）混同為人民（Demos）。而建基於人民所組成的公民民族，及其政治意志的形成過程，根據的應該是平等、公共審議、人權和人民主權等一系 列的自由民主價值，而非由族裔元素提供的文化同質性，及由此引伸的不證自明、直覺一樣的本土利益。
重設基礎：多族群本土
右派主張的「族群化」，是單一同質的，這跟香港本身的多族群構成並不相同，像是說，2011年少數族裔人口也有四十多萬。猶記得，早前陳雲跟碧樺依 （一名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香港人）的一次對談中，陳雲當場被直斥為「排外」。可見，右派族群論的單薄就在於，其所謂的「香港族」，訴諸的其實是一份未經反 思、自然而然的香港人一體感，因而，當它遇到一個沒有同樣地想當然、因而有所不解的少數族裔之際，就會產生問題。
如果用「出生地」為坐標來思考香港的族群性，其構成仍是眾數的。我們可以參考另一組數字。根據2011 年人口普查統計，在港出生的人口比例佔60.5%，而32.1%則在內地∕澳門∕台灣出世，其他地方則佔7.4%。換句話，本土公民至少包括了土生土長的 港人、陸台澳移民和少數族裔。
因而，香港人作為想像的共同體，必須從以往那種透過直覺得出的一體感，邁向「多族群的公民共同體」。任何以單一的族群想像，或透過仇視其他族群所得 出的「共同體計劃」，將無可避免的違反了香港族群構成的本質，並形成不對等的族群關係。結果不僅導致對外排斥，而且造成對內排擠。在此，應當像哈伯瑪斯般 區分開族群和人民，前者訴諸文化或是血緣，後者則是跨越族群背景，以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成員身分，共同參與自我統治。
本土之愛的左和右
如果政治共同體成員的族群背景是多樣，那一個屬於她的本土文化和認同，就不太可能獨尊某一族裔文化。在此，我引入共和主義的視角，以之提倡一種以公民文化為本的認同方案。
正如文首所言，政治認同的重要性，全繫於它為原來鬆散的人民所提供的強烈凝聚力，並塑造出具行動力的集體性主體（collective subject），以之實現民主的要求。
右翼的「族群」和左翼的「本土」，所代表的其實是相當不同的本土文化主張，再次，前者通過訴諸族裔文化相似性，企圖保證一種事先存在的團結一體感 （如廣東話、繁體字、華夏文化），後者則是以公民傳統（紀念1966 年天星碼頭的蘇守忠抗爭），和未完成的都市烏托邦（不以中環價值為中心，轉而通過小店、小社區和舊建築建構更為平等的城市本土性），作為認同核心。
在此，左翼的本土主義總是打上了自主和平等的印記，並與我城多樣化的公民實踐緊緊相繫。相較於族群民族主義，左翼本土更接近公民共和主義的那種愛國精神，它有兩項重點值得特別說明。
首先，共和主義肯定本土之愛，因為若要實現各種公共生活的價值，就不能只靠僵硬的法律程序，或有待賢君降臨，而是必須倚賴公民的念念不忘和積極參與。因而，本土之愛是作為一種政治生活的激情，作為自由民主的強烈保證。
其次，共和主義致力於區分兩種愛國觀念，一者是崇尚自由平等的祖國（Patrie）之愛，而另一則是崇拜同族起源的民族（Nation）之愛。按照 意大利政治理論家維羅里（Maurizio Viroli）所說，共和主義的愛國指的是保衛、延續，並創造一種體現共和精神的良好風俗習慣，它指的是「一種公民行為模式（form of civic behavior）：它的動機來自於對支配或役使他人的反感，以及為共同的自由造出適量貢獻的意願。在他們看來，公民為抵抗內部和外部的敵人而服務於共同 自由的意願和能力來自於一種特殊的激情，他們稱之為愛國精神（amour patriae， love ofcountry）」。
因而，左右兩者的分別在於，一者是體現自由民主的公民文化，奠基於公民抗爭的傳統和實踐，例如承載抗爭記憶的碼頭，或「保衛菜園村」能叫城市生活更為多元平等，等等，而其出發點不是族裔出身，並不以族裔文化特徵當作忠誠和團結的根據。
左派的本土概念，以所有公民成員，自覺成為自身主人的過去和當下的種種片刻交織而成，裏頭銘刻了這個想像共同體的特殊經歷和軌迹，凡此種種構成了香港的公民傳統，或維羅里所說的「公民化民族精神」。再次，本土左派的共同文化觀念是公民而非族群的。
政治意志形成過程的民主結構
不管是族群主義抑或是雅各賓狂熱，它們都慣於將「人民」的多元複數特質取消抹殺，並代之以不證自明的同質性或原教子主義式的政治傾向，從而自我投射出「人民」的幻影。然而，這種人民論述，打從一開始，就將眾多非我族類或溫和公民掃地出門。
這威脅到人民主權的原則：每個公民的政治意志平等（這要求公民警惕：愈激進不代表愈有發言權，或愈能象徵民主；另方面，它也抵制多數暴力），以及他 們都有同等機會和權利，參與共同體的自我統治。因而，像哈伯瑪斯和羅爾斯等政治哲學家，他們晚年都轉向關注政治意志形成過程的民主規範。所謂公民集體意志 的構成，在現代多元的社會情景之中，並不可能廉價地寄託於某一具有特權地位的真理教條之上，而是孕育於公民之間相互平等的傾聽、對話、商討和審議之中，這 是民主的承諾，即在異質的公民之間尋找和創造共識的意願。
由此可見，妨礙民主出現的，不僅是赤化的政權、操縱媒體的商賈或市場導向的文化，而且也是公民之間的非理性、缺乏尊重的排斥，例如當下某種盛氣凌人 的絕對主義。也就是說，如果公民社會的論述，經常被單一族群利益、極端的言談形式（例如鬧爆文化），甚或特定話題及旨趣所主宰，那末，其他公民的意志和多 樣性勢必遭到壓抑，無法得到平等和公允的看待。最後，民主理想之中的公民平等參與（包括政治意見之形成和自我統治），將變得無從說起。
正如法國歷史學者傅勒（Francois Furet） 所指， 「這個人民（指雅各賓主義）雖然在民眾中是具體和少數的，但對於歷史『正常時期』來說人數還是十分眾多的，他們參加革命集會，在那些重大日子上街活動，由此構成了抽象人民的可見可視的支柱」。
說到底，這個可見可視的人民幻影跟民主之距離仍然十分遙遠。
認同的誤解和出賣
這裏的政治病徵，就是把政治意志形成的複雜性拋諸腦後。也就是說，政治，不再是一個不斷豐富固有認同和有待創造的複合領域（存在多重多樣的公眾），而是退化成某種前政治的一元同質之死物。
這就解釋了何以在極右主義者的嘴唇邊，經常出現的指控就是「自己人出賣背叛」之類的說法。在此，有一種不證自明的本土利益或政治傾向，輔以某種絕對同質性作為支撐，作為指摘「自己人」的基礎。正如陳雲常說，只要是香港人，無需思前想後，他們自然就知道何謂本土利益。
可是，這明顯迴避了本土和政治的真實而複雜意涵。讓我引用阿佩杜懷（Arjun Appadurai）的評論作結（他針對族群主義者愛說的出賣論）：「這種被背叛的感覺，其核心其實是對自身認同的誤解，因為在這個世界裏，這些認同要承 擔的風險高得超乎想像。」民主從來不是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