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的確是人生、一個機構、又或一件事件紀念的里程碑；銀禧、金禧、鑽禧、百周年的標誌，之所以為人所重視，就是二十五年作為倍數，一代又一代地層遞上去。或許今天筆者剛滿二十五歲，是個紀錄的機會。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寫過：『對我們所有人而言，在歷史和記憶之間都有一塊不很明確的過渡區…對個人來說，這塊過渡區係由家庭傳統，一直到嬰兒時代結束，由最老的家解說最早的一幀照片，到(自己的)公共和私人命運互相決定為止。』
碰巧，由長輩對我講述三年零八個月，再到自己懂事並對公共生活產生印象之前的過渡期，剛好有大約五十年分屬兩代香港人的時段。而且，還應強調這是第一次屬於『香港人』的時段。第一段，是祖執輩逃避日軍或內戰戰火南來、石硤尾大火流離失所的年代，他們也就在此定居了；第二段，是父母執輩成長的故事，是香港經濟起飛、本土文化興起的年代，不只在地域上，連生活方式也自成香港人一格。
在『不變』和『轉變』之間
接下來八十年代香港社會在預備一次轉變。八四年簽訂聯合聲明，前途在不明朗的氣氛下確定，香港在一兩代中積累經驗和生活方式成為『五十年不變』的對象，但『不變』口號回應着的卻是『轉變』的伏筆。
隨着面臨主權移交，代議政制民主化被放進社會的日程。一九八八年，爭取引入直選的目標年份。在同年底出生的我，半年不久後便被因為八九民運而被家人抱上街頭。對普羅市民來說，六四不只震撼人心，也在改變了整個城市的前途；上街遊行不再是初始的經驗，『民主化』、『立法局直選』、『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成為了我耳聞目染的新聞詞語。此後，代議政制民主化，與及八九六四，就成了現今兩條影響香港人公共生活的主線。我想，這是父執輩從前未曾感受的政治環境。
回想當時，『毋忘六四』下一句是希望能跨越『九七』、有種說法叫『民主抗共』、身邊總有幾個親朋戚友要在啟德機場送別、留下來的也很少對收返香港有全盤信任。最經典是電視《女人四十》蕭芳芳一句對白：『遲下啲解放軍落嚟捉你去黑龍江勞改啊』
我的公共事務的啟蒙，在於放學後的某天。記得電視畫面中瘦削的衛奕信被肥彭取代，『點解港督肥咗變咗？』成了我第一條問的政治問題。情況轉變，不只是港督變了樣子，也不是數年以後『換了支旗』。
與舊日漸行漸遠
當然，距離八十年代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知道香港變了，而且是痛苦的衰落過程。《表姐你好野》鄭裕玲那對對白：『聯合聲明完喇！一國兩制完喇！基本法完喇！』成了網路恥笑現況的連環截圖。零三年七一遊行以後，西環持續干預香港事務；近十年以來接連不斷，原來某位不知那裏來的欽差大臣的所謂基本法原意是如此法力無邊。我長大的時候，為求欺騙港人信任，為求香港人落疊，從沒有一個大陸官員講過，原來『一國兩制、港人自港、高度自治』，是這樣荒樣走板，是這樣卑躬屈膝。
被承諾『五十年不變』的生活方式，似乎大出差錯。應當改變的照樣原封不動，希望留下的卻一去不回。九八年金融風暴，令香港經濟神話破滅，當日仍是小孩的我們這一輩人，或許都不用成人說明，也能夠感到經濟環境和生活條件衝擊。零三年沙士到臨，令安全社會的觀念，不再理所當然。不只是因為對停課而留下深刻印象，而且難以想像，在自以為這樣安全的香港竟然成為疫區。零六年天星碼頭、零七年皇后碼頭被拆、零九一零年反高鐵事件、舊區一個又一個被重建夷平。我們幾乎在觸摸到上一代香港的皮毛後，便被急速換畫；肌理紋路不是修復延續，而是急速切除。
一二年的反國民教育抗爭，更揭示人們的觀念在教育制度之中，是這樣容易被上下其手，被容易清洗轉移。當我輩乃至再年輕一點的朋友參與六四晚會 - 一個曾被視作一九九七年之後，香港是否保有自由的指標。不再只有明目張膽的聲音告訴我們：『把握國家發展機遇…』，更可以是暗渡陳倉，讓承繼記憶和保持批判都變得後繼無人。
擺脫輾轉困惑的嘗試
然而，在這個轉變的二三十年間，把『不變』的賞望『變好』的祈盼通通消磨掉的似乎是香港自己。人人企盼香港經濟重振，但側重金融的產業、高地價的結構照樣原封不動；人人都不想疫症重臨，但高密度生活環境的隱憂卻越變越厲，揮之不去。
『愛在舊城窄巷』可算是政府一則最可笑的宣傳文字，在發展至上的怪手之下，商場豪宅應該環伺着我們苟延殘喘，談愛奢侈是因為連呼吸都難有位置；赤紅色的國民教育雖被阻擋，但過去至今依然著重應試競逐的教育系統，在未來還是可以輕鬆利用考評把思想導向。甚至，原來這個城市的某種性格，一種沉迷經濟而從中不甚精明的特徵，會成為部分人給自己放棄二十五年燃點燭光的理由。
今時今日，主權移交後的香港面臨第三次政治改革，我們也逐漸明白到，民主除了對抗專政，同時也是爭取一個多元進步社會的途徑，雖不是萬試萬靈，卻是一個開放的渠道嘗試處理現今社會問題，讓這個城市擺脫『不變』的執念，擺脫衰退過程而重獲新生的一個開步。我們不應當把民主當中只有競爭入閘的過程，而當中有社會未來理想的付託。
社會糾結於往日既有的結構，由經濟發展到空間規劃，由大人的生活環境到小孩的學習環境，問題正是我們的城市在形同自殺的過程中造成，像一個執迷不悔的人，在執念於某種單一而落伍方式，又沒有新的想法能夠帶入，結果在牛角尖困局中緣木求魚。
原本，由過渡期到主權移交後，這個轉變應當開展另一個新的時期，超越歷史性的關口。但香港不單無法跨越這個轉變，更比預期有着更長更久的折騰輾轉。直到二十五歲的我，在可見的將來，似乎仍在公共生活中面對這種狀態，民主化如是，社會問題如是。
畢竟，這種輾轉不只痛苦，讓無數市民在時代轉變的生活困頓中過活，也讓香港在空洞再也不知道有甚麼留給以後。想像二零一三年以後再一個二十五年的時間點，二零三八年，應該與二零四七年的日子相去不遠，一國兩制終結抑或延長又應有所定奪。究竟該自信有一個甚麼樣的香港，讓這一輩人承擔，再讓下一代人存續下去，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在二十多年前的八十年代，這個城市最終被要求相信別人開出的期票永遠兌現，之後承諾破產，而又困惑不已；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個城市又一次入直路的民主嘗試，關係未來這個城市能否不再猶豫，這裏的人們能夠如何生活。的確是一個艱難而值得的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