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8日，在銅鑼灣大坑街頭無牌擺賣三十年的雞蛋仔師傅吳伯伯吳旭輝生生，因病離世了。不同的傳媒都紛紛進行了報導，而悼念他逝世的面書專頁上，也盡是學徒，顧客或朋友憶述有關他生前的點滴。兩周後的喪禮佈置簡潔，氣氛平靜，當中只放置了伯伯的頭像。比較特別的是，熱心人士製作了一份很精美的紀念冊，封面的黑白照沒有他說來老實俊秀的樣子，只有他一雙職人的粗手，撥弄著一底鮮黃色的雞蛋仔，份外搶眼突出，卻又令人惋然，良久不能忘記。事實上，筆者與他不算熟稔，只是偶然在爭取的場合及學習班中談過一點。印象中的他習慣低頭說話，一臉生活上的無奈，只有在說起自己十分自豪的雞蛋仔時，才會兩眼放光。他會亳無保留的教授學員外脆內軟的秘方，亦會抱怨在大學內的技巧示範只可以電火製作，根本一點也不好吃。
吳伯的故事其實只是一個普遍不過的小販故事，但正是這種一個又一個總被揚棄的小販故事,建成了今天的香港。早於殖民時期，華南地區已充斥著奔走城鄉之間賣買剩餘生產的小商小販，也發展著各式各樣的漁農墟市。英國人後來的管治帶來了小販社群的系統規範，從設立牌照，規限面積，界定種類，到成立小販認可區域，都在控制打壓著非正規經濟的發展。這是因為他們都相信，小販經濟只是落後的經濟模式，早晚都只會被先進的工業及急速成長的零售業所取代。1970年代初，殖民政府已經停止發放新的牌照，基層市民如要從事小販售賣或服務，就只有鋌而走險，與做賊的沒有兩樣。回歸以後，特區政府更致力打造「沒有小販的世界城市」，一度打算全面取締所有的街頭小販，尤其在2003年沙士一役後，全力打擊無牌熟食小販更毫不手軟。直至2006年，相繼發生天星皇后事件及天水圍小販被追捕而喪命河中之後，政府才開始轉變態度，漸漸接受小販社群也可以是香港貧窮狀況及本土文化的體現，而相關的政策也漸次放寬了一點。2011年卻可又是轉折的一年。年初雞蛋仔伯伯被捕，揭示出不少低收入仕原來都需要從事無牌小販幫補生計; 而年尾則發生了導致人命損失的花園街大火慘劇。到梁振英上台後，政府在天水圍破格成立天秀墟，可惜其效不彰，反引來不少劣評。另邊廂，近來各區各地卻越見越多自發成立的午夜墟或天光墟等，倡議重新發牌及設立合法墟市的民間聲音，更為不絕。由無牌到發牌，再由有牌到無牌，小販社群的歷史發展彷彿又兜轉了一圈。驀然回首，卻已是百年之身。
今天，當我們說到特區政府願意投資多少多少去發展西九M+的時候，我們都以為我們真的是在「發展打造」世界級別的香港文化，與國際看齊；卻全然沒有了解到，真正的本土文化其實是不可以這樣被煉成的。它需要市民的參與、歷史的沉澱、甚至公眾的認同，討論及意覺。以小販墟市作為例子，它反映著的便是近日不少論者都提到的一種庶民文化，一種小販文化。這種低下層的本土文化，當然不是外貌精緻而高貴優雅的。相反，它經常流露著一種靈活變通，不守規矩，絕處逢生，卻又交織著人倫草根的價值。在這種小販墟市的交易裏面，金錢回報不是不重要，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溝通，及檔與檔之間的守望相助卻更為實際而令人窩心。由於門檻極低，致使競爭條件較差的小販都可得以糊口，也容易造就一種自僱職業的自豪。受著經濟規模的限制，連鎖專利是不 可能的了，倒不如想想如何提升改進自己的職藝或貨品價值，以得到生存的空間甚或口耳相傳的讚譽。雞蛋仔伯伯精益求精的技藝(炭火的烹調及製成後的放涼)及重視對顧客食物安全的態度(買剩的就全棄掉)，便是一例吧。也正是因為經常遇上政府的驅趕打擊，小販們更變化出自己你來我跑，你停我佔的回應策略，不論是有牌的或是無牌的，都與政府隱然存在一種認許默契，都與社區建立起一份依存記憶。
吳伯伯走了，最終遺留給我們一點什麼？我認為就是：街角牆邊那道熟悉的身影，巷里轉角那份濃香熱暖的味道，充斥漂蕩於我城之中。
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專任導師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3年9月9日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