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因北京大興區火災而作出的消防整治措施，驅逐城內的「低端人口」，掀起了「北京切除」的連串人口清理行動。
我們綜合多方報導及評論，整理了以下答問。
問:「低端人口」這個詞語何時出現？
「低端人口」概念源自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的楊開忠。他發表於2007年的論文《構建和諧首都中的人口問題：北京市人口超載形勢與對策》裡指出:「要適應建設國際大都市的需要，調控人口遷入，優化升級遷入人口結構。……另一方面，堵截結合，發揮市場機制的『驅阻作用』，抑制低端人口的遷入。」，主張以驅逐「低端人口」來抑止人口的急升。
楊開忠在2006年1月開始兼任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副主任。「低端人口」亦於同年始出現於官方文件中。《北京市「十一五」時期重點新城發展實施規劃》中的「完善人口發展相關政策」一節中已有「減少低端產業」、「防止低端外來人口在新城大規模聚集」的說法。「低端人口」亦能理解為「低端外來人口」。
及至2007年，北京11個地區的新城規劃文件中，「昌平新城」、「平谷新城」和「大興新城」的《2005-2020年規劃》亦分別出現了「處理好外來人口的增長、管理和服務問題，防止低端人口的過度聚集」、「疏解低端人口在新城的集聚」。可見「低端人口」早萌芽於十年前。
問: 北京近年為何如此積極執行人口控制 / 清理人口政策？
中央及地方政府一直都有所謂「總人口規模」，要對此進行計劃及控制。2005年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指出，2020年北京市總人口規模計劃要控制在約1800萬。然而，在2009年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超越這個數字。而在2008年至2010年，北京奧運與金融風暴期間，每年人口增加逾80萬。而政府及不少學者又提出的「大城市病」，好像空氣污染與交通堵塞等，都歸因為人口猛增，尤其是所謂「低端人口」，卻故意忽略造成問題的交通及城市規劃、産業分佈、房地産發展等等。
同時，中央政府又銳意將一億的農業人口落戶城鎮（如2014年3月中國國務院發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改造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加快中小城市的發展，嘗試疏導城市人口與承載力的矛盾。從2010年，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便提出「通過城市功能疏解、產業結構升級和布局調整，促進人口有序遷移與合理分布。」因此從2015年便展開了「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在經濟產業上解除「非首都」的產業，以作管理戶籍的人口控制政策。
問: 有說北京也有本排外土主義，北京的本土主義反映在哪些地方？清除低端是否其中一個面向？
鄧小平的開放改革時代，戶籍制度開始鬆綁，自胡溫年代開始，中國的戶籍制度便無阻外來人口到一線城市謀求生計，城市的經濟發展吸引大批農村人口不斷湧入。而人口增長所造成的「城市病」如資源爭奪等問題，引發激烈的城市本土主義。不少城市此前已發生驅逐外來人口，好像上海曾發生本地與外地人爭奪教育資源的事件。「北京切除」同樣以本土主義的邏輯執行，「低端人口」指向的是外來的低收入人口。
北京向來也一直存在本土主義的措施，而這些政策措施亦針對低下階層。好像「低端」的地盤工人與家庭傭工只用「外勞」形式發放工作簽證。大城市長期都有戶口准入的積分制度，以計分的形式鼓勵外地「高端人口」進入，變相排斥低端人口。
問: 除了北京，其他中國城市是否亦有類似的人口控制措施？
上海與廣州等一線大城市尤見人口壓力，因此亦作出相應的人口控制措施。北京以外不少大城市亦提出「人口紅線」，設下人口控制的目標。上海提出2020年人口不超過2500萬人的控制目標，但目前只有七十五萬的距離。上海同樣以改變產業結構與拆除違章建築等方式來控制人口。例如淘汰落後產能1000項，及改造升級建造房屋方法以減少外來建築人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