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今年踏入九月新學年剛開始，香港不少大學校園先後發生所謂「民主牆事件」：首先由香港中文大學校園有關港獨的宣傳與反宣傳，到部分其他大學校園有關詛咒他們的大字報內容，一時間引領各方面討論大學民主牆的角色及使用時的規範問題。
由於筆者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負責人，因此部分傳媒曾訪問筆者談談我們昔日校園民主牆的安排及對近期情況的評論；就此，筆者反覆提出以下幾方面值得各方參考的觀點：
第一，有別於現時不少大學校園民主牆是任人張貼的做法，筆者記得作為大學生的三十年前，至少中文大學的民主牆使用是有若干規範的。那時，同學要張貼大字報，是先交給學生會，由學生會把關並代為張貼，除非涉及失實或誹謗內容，否則學生會一般會按同學意願整份大字報貼出；另方面，發表大字報的同學要具名，因公開發表言論者身分可以確立表達言論者也願意負上責任的態度。
第二，筆者認為，民主牆屬理性辯論地方，因此大字報內容（以至回應內容）不應變為「口號式」宣傳，而應陳述有關觀點的理據，以促進良性討論。
筆者相信，大學校園是學生實踐民主和維護人權的地方，校園民主牆正是發揮言論自由的重要場地，應善加利用；但正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有關言論自由的規定，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但有關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包括尊重他人及保障公共秩序等。
說到香港各大學校園的民主牆，筆者也無法查究是那個年代的產物；但筆者估計，這與中國大陸七十年代末的「民主牆運動」應有所關連。事實上，說到言論表達自由，中國於文化大革命後一度於北京西單出現的「民主牆運動」，可說是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鋒。
透過大字報表達政治觀念及評論時事，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乃是普遍現象，當時屬於所謂「四大自由」之一。「文革」後，四人幫倒台，但其時共產黨上層的保守力量仍佔主導；因此，無論是黨內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一度希望借助民間聲音制衡以華國鋒為主的保守派，而民間也確實有不少積累已久的民怨需要公開表達，因而造就了一段時間各方面所容許及期待的民間議政場所，這便是「西單民主牆運動」發生的背景。
據了解，最早的大字報是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時出現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紀念堂工地圍牆上。後來，該圍牆被拆除，民眾便把大字報貼到西單公共汽車總站背後工地的圍牆上，令西單那面牆壁迅速成為一種象徵，後被稱為「民主牆」。西單的大字報表達民眾對「文革」以來亂局的不滿，及後發展到對當時政治走向的批評，最後更進一步演變為獨立民間社團的定期非正式出版物。人們更將那段時間的民主牆運動稱為「北京之春」，與一九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一樣。
可惜，於鄧小平全面掌權後，便開始打壓「民主牆運動」，將部分積極於民主牆發表意見的人士關進監牢，其後更禁止以大字報等方式公開表達意見。大約四十年前的今天，中國仍然不容許言論和出版自由，現時甚至有復辟當年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政治氣候；中國的人權自由，經歷近半個世紀，看來是不進反退，真的令人十分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