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自八、九十年代以來，香港身份一直是文學、藝術、電影中一個重要母題。也斯曾寫過香港人不懂述說香港故事，反而常由外來的他者作代言人 ; 小思說香港是朦朧之城，唯有以夜景下的萬家燈火代替千言萬語。香港身份與本土論述互有重疊，後者之出現或許就是為了助我們理清香港的身份與過去。於上週(8月15日)在塔冷通書室舉行的「邁向全面政治化香港第一講 : 建構香港族?」座談會中，講者陳景輝先以普及文化為主線，追尋本土意識的脈絡，探討能否以所謂的「香港族」作為香港身份 ; 嘉賓葉蔭聰回應陳的論述，則點明族群政治是不能忽略的事實，將焦點轉向這一種政治的質素，審視近年不同本土論述後的政治意識形態。
陳景輝 : 「香港族」作為香港身份的出路?
講者陳景輝一開始便用了近一小時論析香港本土論述的由來、香港身份的建構，以至建構「香港族」的可能性。他所指的香港族，並非指「民族」，而更近於族群 : 香港人透過尋找身份，為自身命運自決或鬥爭，再以這種身份作為集體行動力(Collective Agency)，投入各種本土行動。
陳主要以普及文化與一些以本土為核心的社運，作為香港本土論述的語境(Discourse)。他引用田邁修的觀點，自六七十年代普及文化的流行作為本土意識的起點。六十年代，香港大會堂之建立標誌了殖民政府心態上的轉變 : 在香港建立一種揉合中西文化傳統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 ; 經濟形態由轉口貿易變成輕工業，種下物質主義與消費文化的種子 ; 六七暴動的洗禮使香港人產生一種割離中共政權的心態(註一)。
因此，至六十年代末，現代性與物質主義漸成為香港社會的重要色彩，與歷史產生割裂，香港開始在外來的、複雜的語境中，以重組或模仿的形式，試圖建構屬於自己的現代身份。香港不再只是國共意識形態的鬥爭場域，而開始產生一股關懷本土需要的力量，顯著的例子有1966年蘇守忠的「天星碼頭絕食反加價行動」，便是首個擺脫國共意識的本土行動。
可是，至九十年代，香港身份不但尚未構成，而更變得曖昧不清。陳舉出一些描述香港人性格的例子 :「香港人從來不是愛恨交加」，沒有鮮明的愛憎，總是「輕飄飄的」，意象上與《阿飛正傳》中「沒有腳的小鳥」及被遺忘的時間相結合。
這一種充滿混雜性(Hybridity)的本土意識，至二零零六年的保留舊天星碼頭行動出現重大轉變。陳形容那是「另一種本土想像」，引起港人關注被壓逼的空間，以及在空間中尋找被遺忘的本土特質，陳指本土意識經此一役後，著意「尋找一種被香港主流社會弄死的庶民空間，將被壓抑的過去找出來」——而這種本土意識便是這次座談會所提及的「香港族」核心。
葉蔭聰 : 族群政治背後的優劣
相反，擔當回應者的嘉賓葉蔭聰則不從普及文化的進路論述本土意識的發展，而直接點明近年的香港裡有族群政治，指出與其爭論構成族群的成份，不如注意這種族群政治背後的優劣。
葉首先談論本土與族群的定義。他先引用Benedict Anderson的理論，指本土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 ; 而族群作為政治層面的使用，則沿自台灣在二二八事件後，漸漸以台灣人作為一種主體與想像，以反抗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在香港的本土論述裡有明顯的族群政治，各自「爭奪打造想像共同體」。
他認為在處理香港本土問題時，背後的政治特質不容忽視，更重要的是考慮各種本土論述背後的政治質素是優是劣。近年以陳雲為靈魂人物之一的本土派，著意從族群的民族成份定義「本土」，再依人的個別政治立場來衡量他是否被歸入「香港」這族群，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如承認華夏文化而排斥中共，主張香港在經濟以外的層面完全獨立於內地，自立為城邦。比起劃分中港界線，葉強調必須思考這種「強化中港矛盾」的思維，到底是否一種「好的政治」 : 即使族群之建立源自定立邊界，亦有一定排斥性，但是，以打倒某一個假想敵來鞏固想像的共同體，又是否恰當?
結語
近年，許多本來與政治無直接關係的事件常激化至中港矛盾的爆點，如涉及資源分配與政策問題的搶奶粉事件、雙非問題，以至零星在鐵路車廂因衛生或公民意識所引起的小型爭端。當衝突事件的核心轉變為事件中人的國籍身份問題時，人們便忘其根本，使事件演變為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罵戰，水火不容，誓要鬥個你死我活。政經議題變成「孕育族群性與敵意的練武場」(註二)。也許，比起批鬥或謾罵，我們應追尋香港失落的文化與歷史，或分析現實政治問題及政治團體背後的特質，以此重寫香港身份——就像書寫一個內容混雜、含糊卻豐富的故事。
註一 : 參考自: Matthew Turner, ‘60's/90's: dissolving the people’, Hong Kong Sixties: Designing Identity, HK: Hong Kong Arts Centre, 1994
註二 : 參考自: 葉蔭聰，《本土——一場未開展的社會改革運動》，《號外》，2013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