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我有過好幾次這樣的經驗：無論在私人或公開場合，當我對澳門的文化發展表示擔憂或提出批評，就立即有香港朋友反駁說：澳門已經比香港好多了！
是的，曾經看不見澳門的香港朋友，近年突然對澳門的文化藝術讚譽有加：澳門保有不少古蹟，不像香港在地產霸權下容不下歷史建築，或只將古蹟商業化；澳門的藝文表演頗豐富，而且票價相宜，更令人羨慕的是可以融入世遺景觀：鄭家大屋、盧九花園、大三巴牌坊，通通是舞台。偶爾，澳門還有獨家的展覽與演出，香港朋友也要特地來欣賞。小小澳門，看來充滿文化，我們這些澳門人還有什麼不滿的呢？
談澳門文化，有遠與近兩個脈絡。首先，在澳葡時代，的確有相對完善的法規去保護古蹟。港英對香港的殖民方式，是令香港變成一個適合做生意的全球化城市；澳葡政府做不到這一點，卻有意識地留下葡式建築。在澳葡年代，已有文化司署專責文化事務，是今天文化局的前身。至於每年的藝術節音樂節，亦是澳葡時代的產物。平心而論，澳葡對文化發展有一定重視，埋下了種子。然而，要講到整個社會大談文化，卻是近幾年的事。在賭權開放後，經濟形勢大好，社會卻擔心澳門太依賴賭業；前特首何厚鏵就有「以博彩業為龍頭帶動其他產業，讓經濟適度多元化」之說，而文化產業與文化旅遊就是重點發展項目。
與這施政方針同時出現的，是澳門本土意識的抬頭。澳門人以往很少談本土，我們習慣「中港台」的稱號中澳門的隱形，也不介意「港澳」的概念其實有港沒有澳；我們甚少去梳理澳門的獨特性。然而，在回歸前後的備受關注，在經濟強勁中的自信增強，在賭權開放後的社會問題，在登上世遺之後的覺醒，都讓澳門人開始建立主體性與本土意識。一方面，創作人立足本土講澳門故事，在文學、影像、戲劇等方面都形成潮流。政府把文化產業列為施政重點，亦激勵了本土創作。另一方面，城市運動一浪接一浪：保護燈塔景觀、藍屋仔及疊石塘山等事件，都讓澳門人從文化歷史到自然環境去重新審視腳下土地，建立本土認同。如此看來，澳門的本土性穩步成長，前景大好。
然而，這其中有兩個隱憂。首先，今天政府對文化的重視，其實出於一種「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功利取向。在中央政府把澳門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前提下，澳門的要務是增加景點、吸引遊客、帶旺舊區、發掘社區旅遊資源等等。於是，發展文化的最大目的是建立賭業以外的經濟支柱。漸漸，「文化產業」講的多是產業而非文化，甚至有人說沒有營利潛力的文化大可不理；漸漸，「文化旅遊」講的多是旅遊業而非文化，可變成景點的文化（如把舊建築改建成文創空間）大受重視，難以變成景點的文化（如藝術家難覓工作室的問題）卻始終受冷待，彷彿文化項目要跟旅遊沾上邊才可稱得上重要。但其實，要讓澳門文化成長，核心目標應該是滋養健康的本土認同與多元的城市性格。這一點，在「產業化」與「文化旅遊」的陰影下，卻有時在論述中隱了形。
另一個問題是：澳門人本土意識增強也伴隨著一點排外情勢。澳門曾是個與世無爭的小城，而澳門人亦慣了簡樸閒適的生活，但在近幾年，外來人口激增、外資大量湧入、遊客逼爆澳門，這叫人受不了的同時，排外情緒亦浮上水面。早兩年的「反阿蘇」網上力量就是一例：網民投訴香港節目主持人阿蘇在節目中對澳門人不禮貌，更不滿只要經她介紹過的食肆無不大排長龍，出品質素下降。今天，澳門人不乏痛恨外資的、討厭自由行的、對外勞反感的。跟香港一樣，對「他者」的簡單定義成了非常便利的排外式本土主義的動力。而這種情緒最終阻礙的，是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這曾是澳門的強項。
歸根究底的問題是，澳門的本土性缺乏堅實的論述基礎。學者Ackbas Abbas曾用「逆反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的概念去形容香港──幻覺是指看到不存在的東西，逆反幻覺是指事物明明擺在眼前，卻沒有被看到。Abbas的意思是，討論香港太多陳腔濫調：例如「文化沙漠」及「中西交流」之說都令我們看不到眼前真正的香港。這個概念，可能更適合用於澳門。如果香港至少在某些領域（例如從梅艷芳到周星馳的流行文化）曾作出豐富的自我書寫，如果香港至少有學者與評論人梳理香港文化（例如從Abbas、馬傑偉到梁文道的研究），對比起來，澳門無論是自我表述或自我梳理都仍然弱得很，認真呈現與談論澳門文化的獨特性與混雜性的作品與研究仍少，更少人意識到澳門的後殖民經驗，其實可以用來反思近年中國的民族情緒與香港的仇外意識，為國族想像提供多元參照。當自身底子不算厚，遇上容易令人誤入歧途的「產業」與「旅遊」概念，再適逢不問情由的排外情緒，澳門文化雖然稍稍突破了曾經不被看見的困局，但仍有諸多隱憂深埋其中。
作者是文化評論人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3年7月22日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