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Yulie決定在印尼參加為期6個月的家庭傭工培訓課程，好讓她在香港工作。 「我見到不少人申請到港當傭工，他們說薪金不俗。我覺得，如果別人能做到的，我為什麼不能嘗試？」慢慢，她開始講述她的故事。
Yulie完成課程後，她開始到香港工作。「在印尼打工，工資難以支撐家庭生活開支。我來香港工作是為了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孩子」。當她談到孩子時，她點頭微笑。來港後，Yulie的困境並沒有結束。第一個僱主不認同她的工作能力。他們抱怨Yulie廣東話不好，不夠努力，很快終止與她的合約。身在印尼的家人不知道Yulie被解僱。不久，她得到另一個工作機會，避免被驅逐出境，Yulie惟有接受2,000元的薪金（法律的工資是：$4,300港元）。但僱主指出，如果兒子哭，或她打破一隻碟，都會被剋扣工資。那年，她的收入幾乎是零。這個僱主更違反勞工條例，一週內不批准她放一天假。在這個艱難時刻，她發誓，如果她能夠遇到新僱主給她例假，她會幫助其他印傭。
所以當她完成兩年合約後，Yulie決定先越過邊境到達中國，再回來香港，這樣她可以得到另一份工作（因沒有合同，香港只容許外傭在香港逗留2週）。
決意加入勞工組織
幸運地，Yulie的第三個僱主好得多。這次她主要負責照顧一個老人，僱主支付法例規定的全部薪金，並允許她每週一天假期。隨著事情進展順利，她便尋找幫助印尼家庭傭工為目的本地組織。
「我決定這樣做，是因為我深明沒有資訊的困境，如遇到僱主違法剥削薪金、虐待我們等。假日我無處可去，所以我決定以電話方式，幫助印尼傭工解答他們在港的問題」。
她找到印尼移工工會（IMWU），很快開始接聽電話，更接觸了無數被虐待印傭。有一天，她接到一個瘋狂的電話。那個印傭說：「我的僱主想我為她的家庭生育小孩，因為她不能懷孕......」就是這樣，Julia再回憶：「我的朋友已為他們懷孕了。」其後，Yulie與她失去聯繫。一個月後，她從報章得知那個女人自殺。媒體沒有報導她自殺原因，箇中細節無從稽查，也沒有相關部門調查她的故事。
朋友自殺的消息令Yulie感到很絕望，令她陷入低谷，更得抑鬱症。她覺得即使自己主動伸出援手也沒有用。「從前我覺得我的遭遇不堪，但當我聽到其他人的故事時，我覺得我的痛苦只是微不足道，她們比我更痛苦」。她聽到不少印傭曾經遭受性暴力，飢餓，奴役和毆打。Yulie認為其他傭工遭受的痛苦遠遠超過她。
香港沒有正義
Yulie充斥著憤怒和絕望。她知道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寫她的工作以及她親眼目睹、聽到的每一個故事。這個方法為她減輕抑鬱，釋放痛苦。沒有人知道，多年來她寫了很多很多印傭在港的故事。後來，她跟本地的非政府組織（NGO）分享了她所寫的故事。NGO願意以馬來語，粵語和英語出版她個人叙述的書。
記者問Yulie：「如果你的故事被翻譯成英文和中文，可以嗎？」Yulie自信地答：「當然可以，我希望香港市民和僱主讀這本書時能看到一段段不公平，不公正的故事。」
Yulie相信在香港沒有正義。如果家庭傭工犯了一個錯誤，政治家和媒體只拿起這些故事廣泛覆蓋。然而，當僱主虐待傭工，沒有香港報紙報導這些故事。 「我認為，這裡沒有正義。」
她努力地用半咸半淡的英語寫這些故事。但，書裡有一句簡單但震撼人心的句子，「”「我想香港人知道印尼傭工是人類..他們是人類。人們認為我們像機器人努力工作，然後拿錢，僅此而已；但我仍然是人，我還是人。這一切就是我所想。（ I wan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know indonesian people are human.. they are human. People think we’re like robots, that we’ll work, get money and that’s it; but i’m still human, i’m still human. that’s all i want.）」。
採訪、撰文：Sana Saleem
翻譯：Lee Chin Yee
編緝：方鈺鈞